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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文本一旦完成，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学”，与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无涉
女性拿起笔，用“文学形象”书写认知，并通过出版谋求共鸣，更加容易实现自身权利，发挥女性在语言驾驭和情感体验上的性别优势
今天是一个妇女极度解放的时代，但女性自体精神的丰富性和作为“人”的全面性反而在削弱，女性写作也就很难超越她的对手——男性，毕竟，文学是对人类精神和心灵的跋涉进行记录
一段时间以来，消弭性别差异的“中性化”审美开始在文学界占据上风，立场“外向”、格局“社会化”的女性文学对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度叙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美学力量，真正出色的作品哪有什么性别
文学有没有性别
在我看来，这是个伪问题。文学的分类中并没有所谓“女性文学”的类别或概念。难道所有以女性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就叫女性文学？那么，在漫长的文学走廊里，严格地站在“男性文学”一侧者寥寥无几。难道女性创作的作品就叫女性文学？那么，女性以男性为主要审美对象的作品也叫女性文学？这显然并不准确。文学本身没有性别。文学作为一种用语言文字形象地记录社会发展历史进程、表现人类精神和心灵的艺术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文本可能有语种差别、形式差别、程度差别以及媒介差别，写作者的身份可能有职业非职业差别、女性男性差别，写作的对象或有老少男女差别等，但文本一旦作为一个美学实践产品完成，在受众和研究者面前，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学”，与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性别无涉。
女权运动和女性文学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产生“女性文学”这个概念或问题？这要追溯到19世纪末欧美女权运动扩大化。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也许会把1987年12月30日西班牙《终极日报》刊发的《世界女权运动》一文作为女权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这篇文章提出，“20年前主张解放的妇女，现在发现自己成了满足男人欲望的工具。因此，她们甚至组织起来反对选美，认为那是对妇女的侮辱。在一系列问题上，需要做出明确判断。全世界的妇女都知道，她们要走的路还很长，然而目标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男女平等”。这一说法意味着女权运动在以男性为范本争取客观生活条件的同时，开始争取内心需求上的“均衡平等”，将由“政治经济社会”转向情感伦理的内在需求。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男权或父权一直占主导地位，主张女权是女权运动的“原教旨”。女权运动可以分为两大阶段：最初注重对女性生存的社会条件的改造，后来转向对女性自身包括社会生活、家庭角色的内心体验和需要。在第二个阶段，女性开始认识到，一个人的解放首先是身体的自由和情感欲望的解放。文学成为女性张扬人性觉醒的旗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等为代表的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女性不自由、被戕害的处境的批判和从内外打破封建藩篱、走出各种禁锢、实现彻底解放的呼吁，催生了“五四”新女性文学。
女权运动并不必然造就女性文学，但女权运动唤醒了女性对于自身角色的体认——这个“女性”，既是各种社会关系和解的结果，也是对女性自身的一种认知和评价。对于女性来说，拿起笔，用“文学形象”书写这种认知，并通过出版谋求共鸣，相较于其他政治社会手段，也许更加容易实现，也更加容易发挥女性在语言驾驭和情感体验上的性别优势。
女性与文学到底什么关系
女性是天然属于文学的。从美学的角度，如果把艺术的类型分为阴性和阳性，文学属于阴性艺术，它在向内挖掘的能力和表意的丰繁细致性上，是其他艺术形式望尘莫及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如戏剧、影视也属于阴性艺术，而以表形为特征的舞蹈和绘画，则属于阳性艺术。文学的阴性气质，与女性的情感方式、语言习惯、思维逻辑是协调的。希腊神话里掌管文艺的神祇是宙斯与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的女儿缪斯，寓意着文学是记忆艺术，是时间艺术，它用语言和文字曲折地描绘和暗示人类的命运，是记录和预言。
作为时间艺术的文学，被作家苏童形容为撒谎艺术。谎言要高级，人们才相信，也就是说，文学写作是用与生活极为相像的形式和逻辑，虚构形象和经历，供人们指认、发泄、抒怀，寄托“白日梦”。“杭育杭育”派的豪放，催生的只能是劳动号子。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心思婉转，才是文学的特质。在文学的评价体系中，越是细致越是好作品，越是粗放越是初级——像海明威那样的硬汉作家，只写浮冰上的八分之一，却颠倒众生，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作家以超验敏感名世，作家或诗人这种敏感或超验的能力，承继自其先祖“巫”。古希腊神话也好，中国远古传说也好，都给予了“巫”这个角色同一职责——上界与下界的使者或言者，他们不受现实束缚和局限，穿越往生和来世，表达愿望，预言未知。作家是天赋才能，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阴性气质，才能写得出含英咀华的葬花吟。
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女性，其政治和社会角色萎缩以后，文学成为她们表达自我、与他人和社会沟通的一种媒介。世界文学史上，没有19世纪中产阶级的太太客厅，就没有小说的需求和发生；12、13世纪的欧洲，没有贵妇名媛的爱和美，也就没有骑士文学和至今仍影响欧美文化的骑士精神；拉菲尔的名作《帕纳塞斯山》中，女诗人萨福的形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萨福是柏拉图口中的“第十位缪斯”——艺术的化身。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男权的长期专制使女性的才华被遮蔽，但是蔡文姬、李清照的诗词流传至今，即便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有考据家依然怀疑它是某个女性作者的假托。女性既是文学的忠实读者，又可以成为文学的作者。“女性和孩子撑起了阅读的天空”，有谁会怀疑这句话呢？
为什么只有一个高峰
应该加个限定语，是“近百年来”，中国女性的文学写作只有一个整体高峰。“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吁女性打破封建桎梏、走出家庭藩篱后，接受过较好的文化训练的一批新女性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标新立异”，还以作家的社会身份脱颖而出，她们中出现的一批佼佼者凭借文本名垂中国现代文学史，她们是冰心、丁玲、萧红、凌叔华、庐隐、石评梅、张爱玲、杨沫，等等。女性写作在当时的意义，表现为借由女性自身的体验，描绘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命运、情感和欲望，不但探讨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人生遭际，也书写女性的生物特征和全面欲望。可靠的性别体验和细腻的文字风格，建构了丰富而特殊的一类文学样本，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表达，所以“五四”新女性的文学写作不只是一场写作的行为艺术，相较于同时期的许多男性作家，她们的文本更具识别性，她们对旧文化体系的反抗和破坏更强，获得的关注也更明显。这一时期显然是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影响力的高峰时期。这一高峰的余波甚至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被誉为“文将军”的丁玲、“三寄小读者”的冰心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坛仍然具有或虚或实的影响力，也是这个高峰的延续，她们的重要文学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完成。
新中国成立65年来，中国社会的男女平权问题解决得相当彻底，女性的充分职业化使作家队伍里女性面孔极为丰富。随着整个社会文明形态的丰富发展，女性的文学写作在内容的丰富性、数量的繁茂性，特别是形式的多样性、表达的充分性、文本的成熟性方面，远远地超过了“新女性”时期的白话文学创作。与“新女性”用写作寻求命运改变的初衷不同，写作成为当代女性不甘平庸、寻求个体存在感的媒介。今天的女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尽管数量不少，但从文本的识别性、文本对于文学创造的影响力方面，并未持续形成一种引人关注的现象，因而对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仅从几个权威性奖项，女性作家的身影只是点缀就可想而知。什么原因？可以从生物学寻找原因，但主要还需从社会学寻求答案——“女权”在中国也并未形成“运动”，大概也是原因之一。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在中国，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妇女极度解放的时代，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女性写作还没有出现。女性在过度解放身体和欲望、强调性别权利的同时，自体精神的丰富性和作为“人”的全面性反而在削弱，女性写作也就很难超越她的老对手——男性。毕竟，文学是要对人类精神和心灵的跋涉进行记录和分享。
女性写作有哪些趋势
女性写作的特征是具体的和丰富的，不一而足。在此只能大体勾勒两个趋势：一是传记化或私语化，一是通俗化或情色化。
鲁迅说女作家凌叔华用有限创作塑造了高门巨族的精魂，而近年女作家虹影在长篇小说《k》里书写教授夫人林与一个留学中国的英国青年的情感和欲望纠葛，被指为凌叔华的传记；萧红的《商市街》里，家庭情感的危机，自我的审视，与“三郎”萧军的故事，俨然自传……丰富曲折的情感方式、感性细腻的语言习惯和宣泄抒怀的写作动机内转是女性写作的美学特征，自传或他传风格比较明显。当代女作家里，林白比较典型，有评论认为她的几乎所有的创作均源自个人的经验和经历。而上世纪80年代非常活跃的女作家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等作品里，虽然具体的人物身份改变了，但是属于作家个体的经验和感受一以贯之，对于欲望和道德的思考，始终是张洁式的经验。其他如徐坤，她的自传体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基本上是一本情难自抑的日记。
比徐坤稍年轻的“上海宝贝”卫慧、棉棉，已经摆脱了“欲望”和“道德”的纠结，她们的书写风格是“新感觉派”，延续着狐步舞的“性感”节奏，文字表达直率，经验直接，在文学审美上更少含蓄、更多通俗，这一“通俗”让她们在短时间里获得了很大名气，也很快被多数读者遗忘——人们不会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格外记住她们的作品。当然，对于“通俗”，我们也不必鄙夷。作家董鼎山认为女作家以外貌和色情描写促销作品，是普通人心的反映。美国畅销书女作家爱瑞卡·钟在52岁出版《惧怕50岁》一书时，还大谈对青春包括容颜消失的恐惧。性别角色的长期分化，使男性成为社会动物，女性趋向于家庭和“我”。比较起男性写作者的目光外放，女性的内心体验细腻，对身体的感受更加敏锐，更有表达的冲动。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当代女性写作也在悄然变化，消弭性别差异的“中性化”审美开始在文学评价体系里占据上风，立场“外向”、格局“社会化”的女性写作更容易产生共鸣，因此，“现实感”“历史感”“时代感”成为王安忆、方方、铁凝、范小青、迟子建、池莉等女性作家的写作追求。特别是更年轻一点的梁鸿、孙惠芬，她们的“梁庄”和“歇马山庄”，对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度叙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美学力量。这种力量，即便是在男性作家的笔下，也是久违了，它们让我想起了萧红当年的《生死场》。真正出色的作品哪有什么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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