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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成果，但也出现了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种最明显的倾向，就是背离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一种基本观点，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然而，近年有些研究却越来越背离这种基本观点，乃至有意无意地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过分夸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作用，诸如制度或法律决定一切，社会心理、习俗、意识形态乃是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等等。他们可能忘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前提的。本末倒置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荒谬。
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古史研究开始借鉴唯物史观以外的史学理论。这对于弄清历史真相、探寻历史规律大有裨益，也是当今史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在借鉴这些史学理论的同时，有些研究却或多或少地曲解了唯物史观。比如讲文明史观，有的文章就把文明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完全对立起来，闭口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且不说经典作家关于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述，就是从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来看，马克思也曾经特别说明：“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现在可以看到，有些研究正因为背离甚至曲解了唯物史观，所以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宏观问题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对于一个朝代、一个历史时期的中观问题也无人问津，而那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研究，却往往是与历史发展关系不大的细小事件或人物，并且忽视经济史而重视社会史和文化史，且越来越具有碎片化的趋势，这是近十年来古史研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以周秦汉唐研究为例，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到2012年，每个历史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史论文多则六七篇，少则三五篇，而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则最少有十几篇。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受冷落，社会史和文化史越来越成为前沿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多少反衬出古史研究中的碎片化趋势。
毋庸讳言，在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大量坚实、可信的微观研究，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宏观和中观研究，但微观研究并不能完全脱离理论的指导，尤其不能远离历史发展的轨迹而去研究相互联系不大的琐事和人物。因为对历史的“枝丫末节”的认识和定位，“终究代替不了对社会属性的判断和对历史阶段性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过去就有过杨贵妃入宫前是否是处女、洪秀全是否长胡子的考证，这些考证虽然不能说一点价值没有，但如果大家都来研究此类问题，则肯定无法弄清历史的真相和发展的规律等宏观问题。
一拥而上地研究微观问题，还造成了对传世文献的忽视。这也是近十年来古史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倾向。众所周知，和古代政治史相比，传世文献关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记载相对较少。而史料又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要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特别是微观方面的，就不能不努力搜寻和借助新材料。值得庆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大量考古文物出土，包括甲骨文、战国秦汉简牍、魏晋隋唐墓志、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夏文书、明清档案等许多新材料问世；随着改革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许多原来不容易看到的文献也源源不断地出版和翻译。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古史研究的发展，也为越来越多的微观研究创造了条件。仅就汉唐研究而言，引用这些新材料的论著就呈几何级增长。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史研究的繁荣，但其中出现的忽视传世文献的问题却值得警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过于迷信出土文献。比如看到了简牍上的一些记载，就既不考虑简牍出土的地点和特殊性，也不综合考察其他地区和因素，就贸然否定传世文献的说法。再比如发现了几方墓志，也不管是否可信，能否代表一个阶级或阶层，就断言史书记载有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往往就不能沉下心来认真地研读传世文献了。
其实，不管有多少新材料，传世文献仍然是当今古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是研读传世文献，只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采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和方法，在出土文献的旁证下，也还是能够做出新的学问来的。笔者对秦代算赋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笔者虽然主要引用的是前四史的记载，得出秦的算赋应是一种专门对妇女征收的赋的结论，但最终还是被里耶秦简所证实，从而解决了自1920年以来日本学者加藤繁提出的秦的算赋的内涵问题。可见，在重视新材料的同时，依然应该重视传世文献的研读，这既是古史研究的基本功，也更是古史研究取之不竭的宝库。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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