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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要关心民族问题——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高华
陈高华，浙江温岭人，1938年生，1955年至196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90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元史，著有《元代画家史料》、《元史研究论稿》、《元朝史事新证》、《元大都》等，与他人合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海外交通史》、《元上都》等。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尽管在古代历史研究领域中，这个特殊朝代的历史略显冷僻，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元史研究专家陈高华的眼中，元代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节点，也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个初秋的早晨，记者在北京听他回忆自己与元史间的点滴故事。
情缘民族调查 心系元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大学时曾在新疆进行过为期一年的民族调查，是在那个时候对民族史研究萌生了兴趣吗？
陈高华：对。我念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历史，那时我很崇拜郭沫若，看了不少他的历史著作，后来就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历史著作大多以汉族王朝为中心，不大重视民族问题。我们在学校学的也是这样。1958—1959年，北大历史系四、五年级学生参加中央民委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被分配在新疆组，调查哈萨克族。哈萨克是个游牧民族。在新疆的一年，使我大开眼界，才知道天下是如此之大，才知道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疆域广袤，少数民族众多，真正体会到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我下决心致力于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总之，在新疆这一年，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会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研究历史一定要关心民族问题。
1956年，中、苏、蒙三国开会协商，共同编写蒙古通史。中国方面承担了整理相关汉文资料的任务，为此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历史研究所设立了民族史组，由著名蒙古史学者翁独健主持。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蒙古通史的合作计划被搁置，但民族史组仍然存在，之后就以元史研究为重心。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领导征求意见，我很自然选择了民族史组，从此踏上了元史研究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文章《记几位已故的史学家》中回忆了翁独健先生，是翁先生带您进入史学研究的大门？
陈高华：是。我一直非常感谢翁先生。当时北大历史系实行五年制，但我们当时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大学毕业了还不知道该怎样做研究，是翁先生领我进入了史学研究的大门。翁先生特别重视史学方法，对年轻的研究人员强调基础训练，要我们踏踏实实从资料工作做起，同时强调学术规范，对论文写作提出严格的要求。他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但不要浅尝即止，急于参加学术界热门问题的讨论。他认为研究元史、蒙古史必须学习外语和蒙古语，为此专门请来民族研究所的照那斯图同志（曾任民族研究所所长，已故）教我们学蒙古语。可惜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客观原因，这项活动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的一点粗浅的蒙古语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翁先生不仅是一个好老师，还长于学术组织工作，他为我国的元史、蒙古史和民族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研究所有着很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对年青人的成长起了有益的作用。特别是历史所集中了一批有名的教授，其中有杨向奎、孙毓棠、张政烺、王毓铨等，都是学有专长、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家，他们对年青人都很爱护，我有机会向他们请教，获益匪浅。
中国的元史研究居于世界前列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我国民族史和元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陈高华：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史学界对民族历史的看法是很混乱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民族史研究，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中国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各民族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第二，要用民族平等的观点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重点的变化。过去史学界大多以汉族为中心进行民族关系的研究，看到的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将冲突视作重心。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以平等的观点开展民族史研究，特别重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相互的融合。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则根据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因为它是由少数民族建立便加以否定。
欧洲和日本学术界重视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和早期蒙古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元史研究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主要也是研究成吉思汗和早期蒙古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元史研究遍及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视野大大扩展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元史是一门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与其他国家的元史研究相比，中国的元史研究有哪些特点？
陈高华：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研究元史的人很少，一般都认为研究元史的中心不在中国，而在日本和欧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年和年青一代学者成长起来。现在基本上元史每个领域我们都有一些很优秀的学者，发表了大量很有价值的论著。元史研究的三种最重要的基本文献（《元史》、《元典章》、《元朝秘史》）都有了整理本。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元史研究居于国际元史研究的前列。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还有不少工作要开展，例如我们要继续进行文献整理，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过去人们没有重视的课题，如妇女史、灾害史、环境史等。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海洋开发史等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对外开放与民族融合的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国家，请谈谈元朝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陈高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著作讲到元代社会时，基本都认为元代社会是一个负面、 “混乱”的社会，认为在元代中国历史“倒退”了几百年，元代的文化一团糟，除散曲以外没有什么可取的文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看法仍很流行。这种观点后来逐渐得到修正，不少学者都对它提出了质疑。前几年我和张帆、刘晓同志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做《元代文化史》，我们认为元代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首先，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使是盛极一时的唐代，其疆土面积也不能与元代相比。在政治上，元朝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中国今天的基本版图。元朝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权能够控制如此广阔的疆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元朝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台湾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而西藏地区真正归附中央也是在元代。研究元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今天的中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其次，元代还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其开放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元朝不仅跟中亚、西南亚地区，还与非洲、欧洲地区都有交往联系。我们常说唐朝开放，但它与其他国家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陆上交通，即大家熟知的陆上丝绸之路。现在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丝绸之路有两条，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从宋朝开始，并在元朝达到顶峰。元朝的海上交通非常发达，正是有了元代打下的基础，才有了之后的郑和下西洋。现在我们有很多事物也都是源于元朝，例如今天人们喝的酒。中国人过去所喝的酒都是酿造酒，只有从元朝开始才喝现在所说的白干（蒸馏酒），这种技术是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正是因为元代的开放，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将自己的文化艺术融入中国的文化中，把中国的文化发展也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间的联系在元代真正得到了加强。例如西藏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元代传入中原地区。当时大批畏兀儿人（今维吾尔族的先民）信仰佛教，来到内地，他们不仅在大都（今北京），还到达了江南。西北地区也有不少民族内迁到大都、江南等地，安家落户。总之，元代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边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元曲与唐诗宋词一道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瑰宝，除此之外，元代在中华文化上还作出了哪些贡献？
陈高华：以文学而言，除了元曲以外，元代诗歌近年来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镰先生主持的国家项目《全元诗》经多年努力，业已问世，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发现，元代的诗歌不仅数量庞大，堪比唐诗，而且也很有自己的特色。从文学角度上来说，也很有必要重新评价元代诗歌。例如，元代有一个诗人叫作耶律楚材，他写过一些诗，讲述了今天中亚乌兹别克等地的风土人情。又如，元代以“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为题材的诗篇很多，描写草原景色和牧民生活。这些都是此前中国诗歌历史上没有过的。
从历史学角度来看，元代产生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元朝秘史》，详细记述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父子两代的历史。其中关于蒙古社会生活的描写，丰富翔实。此书是研究早期蒙古史最可信的史料，对于研究其他游牧民族历史也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元朝秘史》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秘史》学”。《元朝秘史》的版本很复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用近十年的时间完成《元朝秘史》（校勘本）一书，为元史、蒙古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元代也有很了不起的成就。元朝时期中国曾派代表团前往真腊（今柬埔寨），其中有一位随行人员周达观，详细地叙述了当时柬埔寨的社会生活以及人文风俗等，这就是著名的古籍《真腊风土记》，此书是研究柬埔寨历史的珍贵史料。另一本重要的著作叫作《岛夷志略》，是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所著，记述了其在海外诸国的见闻，涉及东南亚、印度、西南亚、伊朗、阿拉伯半岛、非洲东北角等，现在我们研究元代海上交通都离不开这本书。元代的这些文化产品对中华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十年铸成《元典章》 史学研究要有学术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多年研究历史的经验，请谈谈您的治学心得。您对年轻学者有何期许？
陈高华：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做研究一定要尊重史料。我们要知道怎样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学会辨别史料的真伪、价值。史料不过关，立论就不稳固。所以我们现在看文章，不看别的，就看文中引用的注解，引用了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什么版本的，通过这些大体就能判断文章的可信度。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几本基本和主要的书籍，研究者要花功夫精读这几本书，做到应用自如，这样才能比较容易地鉴别自己所在领域的其他文献资料的价值，这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尤其关键。就元史研究而言，我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读透《元史》和《元典章》，还有《元朝秘史》。
我们这几年在史学基础工作上花了很大力气。我和张帆、刘晓、党宝海几位同志共同完成了《元典章》（点校本）的古籍整理工作，该著作出版后获得了2011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今年又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整理《元典章》难度很大，因为这部书是由元朝政府的各种文书汇编而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所谓“硬译文体”书写的。这是一种元代特有的文体，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译成汉文，很难理解。过去很多人读不懂这部书，但也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研究它。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办了一个读书班，专门读《元典章》，一条一条往下读，读了十年，终于出了《元典章》（点校本），对今后学者从事元史研究将会有很大帮助。
研究历史虽然辛苦，但乐趣无穷。搜集资料、写文章的乐趣在于获得新的发现、新的体会，这也是我今天依然坚持研究的动力。现在客观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年轻人只要努力肯定会一代比一代强。除了上面说的史料外，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上多下功夫，语言掌握得越多越好。另外还要在理论上下功夫，精读马列的几部重要著作。年轻同志有时不太重视理论，但理论是对思维的训练，对从事历史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
做学问一定要“以我为主”。特别是研究中国历史，要有最起码的学术自信。国外学者会从自身的社会和教育角度提出新的问题，尽管有时这些问题可能很有价值，但中国的学者只要努力一定不会落后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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