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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徽学不是地方学。如果我们从历史时序上稍加梳理，不难发现，殷商有甲骨文的发现，而产生甲骨学；秦汉魏晋有简牍帛书的发现，而产生简帛学；北凉至宋有敦煌文书的发现，而产生敦煌学；宋至民国有徽州文书的发现，而产生徽学，它们在时间上正好是前后接续。徽学就是继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之后，因新发现而产生的一门新学问，是属于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一门学问，是当今时代学术研究之一新潮流。
徽派民居村落的代表——位于安徽省黄山西南的宏村
20世纪以来，一批新学问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藏学等相继产生。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至今仍说法不一。如多有“敦煌学、徽学、藏学三大地方显学”的提法，将其定位于“地方学”。在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中，它们到底处在怎样的位置呢？
新学问多起于新发现
关于这些新学问的学术定位问题，早在20世纪之初，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等就有十分明确的阐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先生这一著名论断已多次被引用。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陈寅恪先生的另一精辟阐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寥寥数语，却点出了古今学术发展之通义。它有多层涵义。首先，学术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如其他事物变迁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规律。其次，何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他指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谓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作为时代学术新潮流，必然要研究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也必然要发掘新材料。一般地说，新学问大都起于新发现，即有了新材料才会有新发现，而陈先生在这里又提出了“新问题”这一概念，指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实际上，新材料与新问题，二者实为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新材料的重大发现促进了新学问的诞生；而新问题的出现，理论上的革新，开拓了材料发掘的新视野。
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在新材料方面，20世纪初期，中国即有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资料的发现。在新问题方面，有关学术研究的目的宗旨、对象范围及理论方法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变革。学术研究的宗旨发生根本变化，从过去的一般表象记述变为要求做出科学分析；研究对象与范围大为扩展，涉及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唯物史观等基本理论的传播与应用。研究视角多维，研究方法多样。于是，新问题层出不穷，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那么，在诸多新问题中，其根本性问题又是什么呢？新时代下人文社会的研究与此前根本不同的是，它要求人文社会的研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重视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结构分析、宏观概括、个案剖析等，强调科学论证与科学分析，即总体上需置于科学研究的框架之下，所以，亦将人文社会的研究与自然科学并列，称为社会科学。尽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但实证研究仍是各类研究的基础，并被提到了新的高度。新时代的学术研究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在研究中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做出真正的科学论证和科学分析。这就必须重视原始资料，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重视典型资料的运用，走出以文献证文献的圈子。
新时代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求研究资料的多样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于是，研究资料采用的范围大为拓展。文书档案这类一手资料自然备受青睐，此外，出土文物、墓志石刻，禆史笔记、家乘谱牒，乃至田野调查、图像史料等，都成为新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资料。这些新资料，都是原始资料，多为原文书档案，且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既有第一手资料这样一个共性，又具备了研究资料的典型性、系统性与综合性之特点，正与新时代下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相契合，因此成为新时代课题研究的最佳资料选择。所以，自其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遂以这些新资料为中心，形成了各自的新学问，从而构成了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之一新潮流。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等新学问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们正是新时代下新问题与新材料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超越地域学：徽学的学术定位
20世纪后期形成的徽学也是如此。作为徽学研究的新资料首先要从徽州文书谈起。徽州文书是宋元以来徽州区域民间遗存的地方文书档案，多是古代地方社会在官私交往活动中生成的原始文字记录和文本，具有原始性、凭证性和文物性质。徽州文书原为民间所藏，20世纪后期相继面世，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跨越历史时间长。文书内容广泛、内涵丰富，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诸多领域，不乏各类专史研究所需要的典型个案资料，更为地方基层社会的综合考察提供了宝贵素材。在遗存的明清地方文书档案中，徽州文书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最有研究价值。不仅如此，与徽州文书一起，还有数量巨大的文集、方志、族谱等各类传世文献遗存下来。这些传世文献与文书档案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少有的完整的文献体系。此外，在原徽州一府六县广大区域内，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等文物，都有丰富遗存。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交相辉映，在相当程度上还保存着原有的文化生态。
徽州文书、徽州文献、徽州文物以及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一个十分典型而又相当完备的传统文化生态遗存。它们构成了徽学这一新学问的最雄厚的资料基础。
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正体现了以新资料研究新问题的时代潮流。改革开放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人们思考新的视角，寻求新的切入点，尝试新的方法。于是，区域史研究趋于热门，社会史研究重新兴起，历史人类学亦被提倡，社会经济史的考察也出现了新的方法等。具有雄厚资料、在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占有重要地位的徽州，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很快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关于徽学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极为活跃，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徽学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改革开放学术发展的新形势下，徽学应运而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专门从事徽学研究的学者，其他学者也在关注徽州。明清时期徽州经济文化之发达，足以与苏杭相比肩，在宋元以降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所以，徽州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宋元明清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受到了广泛重视。在徽学兴起的过程中，许多中外学者从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出发，关注徽州，或者把徽州当作研究明清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毫无疑问，徽州的文化遗存有其地域性的限制，徽州的历史文化也富有地方特色，这些都是徽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但由于徽州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典型意义，所以徽学研究又远远超出了地域性的局限，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所以说，徽学不是地方学。如果我们从历史时序上稍加梳理，不难发现，殷商有甲骨文的发现，而产生甲骨学；秦汉魏晋有简牍帛书的发现，而产生简帛学；北凉至宋有敦煌文书的发现，而产生敦煌学；宋至民国有徽州文书的发现，而产生徽学，它们在时间上正好是前后接续。徽学就是继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之后，因新发现而产生的一门新学问，是属于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一门学问，是当今时代学术研究之一新潮流。
（作者单位：栾成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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