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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0—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九届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满洲里市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武寅出席开幕式并致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云南大学教授吕昭义、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德、外交学院教授陈奉林5位学者作为特邀专家作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武寅致辞指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推动了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需求，我国正处在世界上争取和构建话语权的时期，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要紧密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国家提供决策与参考。
武寅强调，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繁荣，甚至今后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的构建都需要人才，尤其需要青年史学人才的钻研与奉献，而衡量人才的标准即是科研成果。青年学者的成长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在这一学术平台上，青年学者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碰撞，激发思考，共同提高，在切磋与启发中让学术思想得到升华。她还要求青年世界史工作者，要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阵地和研究对象，加强对诸如拉丁美洲和非洲等薄弱地区的研究。
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作了《20世纪末日本不良债权问题的起因及其解决途径》的主题报告。报告对日本上世纪末资产泡沫、不良债权的生成及日本政府处理不良债权的政策手段和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的因素是复合性的。他指出，日本政府为了处理不良债权，主要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一是政府承诺，维持信用；二是出动公共资金，救助金融机构；三是清偿债务，重建金融秩序。他认为，从1995年开始直到2005年，日本政府为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整整耗费了10年时间，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一重大挫折和深刻教训，对于30年来经济发展高歌猛进但时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云南大学教授吕昭义在报告中从中印领土争端、领土面积等10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向两国人民做出一个历史的交代；第二，排除障碍，开拓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前景。他指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中印两国是大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两国必须要有远见。一定要着眼于中印两国的未来发展，建立起友好的伙伴关系。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德在主题报告中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打着“现代性”烙印的美国生活方式在欧洲国家的广泛传播引发了欧洲知识精英的深刻忧虑，他们大声疾呼抵制这种威胁欧洲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机器文明，以维护欧洲高雅生活方式的继续。这一时期欧洲文人的美国观既有历史传统的根源，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既体现了他们对美国文明缺乏深入的了解，又彰显了对本土生活方式的积极维护。他们树立起与欧洲对立的美国“他者”形象，说到底，其目的还是维护本地区文化不受到外来文化的“污染”。
外交学院教授陈奉林报告指出，东方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与内涵，仅以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东方社会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经济与国家对外交往的行为当中去理解和把握。加强东方历史的宏观研究，有益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与历史全貌，可以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社会的整体变迁。人类历史是一部相互交流的历史，以区域史观和全球史观对东方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予以新的探讨，是当前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形势下的现实需要，有助于拓展世界历史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所作的主题报告为《时间与历史学》。他从历史研究对象的时间性、历史时间的意义、历史学家的时间观、时间作为历史研究中的尺度，以及把人类的历史理解为争取时间的历史等方面，阐述了历史学与时间的关系。俞金尧认为，时间因素在历史学中几乎是弥漫性地存在着的，可以说，历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时间渗透在历史学的研究中。
会议由《世界历史》编辑部主任张丽主持。来自全国38所高校、研究机构的70多位专家及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在三天的会议中，学者围绕着主题“多维视域下的世界历史研究”展开了探讨。
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及史学论争
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张作成认为，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两次范式转型是20世纪西方历史与历史学深刻变化的反映。从理论角度来讲，虽然“叙事转向”、“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发展过程仍存在着多种史学理论观点的频繁交流、交融、交锋，其中包括影响极大的柯林武德史学理论。该文从历史知识性质“同异”之争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同异”之争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历史认识客观性与价值判断问题四个方面阐释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存在的四种学术逻辑。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与实证研究，回溯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21世纪第二个10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呈现的发展趋向。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孟钟捷指出，通过阐述美国学者格德哈根1996年出版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一书在德国引起的一场有关大屠杀的历史争议，指出这场历时一年之久，前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格德哈根之争”体现出来势凶猛、迂回往复、公开透明、左右合流与反思同步的特点。这场历史争议是一系列冲突的集合，拥有着复杂多面的特性，但其核心指向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这一困境。
世界古代、中世纪的王权、宗教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子林指出，作为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两个组成部分，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分别在特定的时间举行，具有各自特有的仪式程序，并蕴含着不同的意义。它们与王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保持一致，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糅合起来，通过仪式场面和浮雕铭文等宣传和强化“君权神授”意识，使国王与神以及之前的国王建立起血缘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确认国王的各种权力，强化民族认同、凝聚社会力量，这与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相吻合，对古埃及王权统治的维护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埃及近3000年王权统治的持续与这种仪式的举行和宣传有着密切关系。
装甲兵工程学院副教授何立波则认为，骑士等级是古罗马社会一个重要社会等级，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是作为一个金融贵族而出现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到了帝国时期，罗马骑士等级日益受到元首的重视，成为新兴的官僚阶层。不仅在社会经济、军事领域，而且在罗马帝国宫廷事务中，骑士等级都成为一支重要力量。骑士等级的崛起削弱了被释奴和元老等级的影响，深刻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官僚结构。
西南大学副教授李海峰表示，《汉穆拉比法典》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备的法典，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法典的集大成者。但《汉穆拉比法典》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吗？是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吗？但是，大量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契约却与法典的规定相悖，在世俗女儿的继承权、收养活动中对违约双方的惩罚、土地租赁中的租金比率、动产交易中的借贷利率等方面，法典的相关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种种迹象表明《汉穆拉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更可能是早期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汇编。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化成和卢征认为，莱希纳对鞭笞者运动传播路线的论述大体不错，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埃布斯特赛尔提出了修正意见。然而，这种修正也存在较多漏洞，恐难成立。鞭笞者运动传播的距离较长、时间较久、速度较慢；与此相应，其传播路线多样，且呈扇形甚至圆形向外辐射，涉及地区也较为广大。而编年史编撰的阶段性特点，以及黑死病与鞭笞者运动之间的特殊关系，似乎也可以证明史料的丰富与否与鞭笞者运动强弱之间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要对埃布斯特赛尔的“地域差异论”持审慎的批评态度。至少从目前来看，把鞭笞者运动作为一场整体事件来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并无不妥。这也提醒我们，在运用史料进行研究时，一定要结合史实所显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重视史料本身的编撰特点和说服力问题。
武汉大学副教授熊芳芳指出，赋税问题与近代国家的形成息息相关。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约14世纪初，国王拥有征税权且判定征税正当与否的一般原则基本被确立下来，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的转变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为君主征税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封建习惯法则为国王向其臣民征税提供了法理和实践的空间；加上13世纪晚期至15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促成了中世纪税权观念的转变，实现了君主征税权在法国的确立以及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变。该文通过考察中世纪晚期法国君主征税权的确立过程，探讨了从“封建税制”向“国家税制”的转变过程，进而探讨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如何推动了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变。
南京大学副教授陈日华表示，从中古中期开始，英国骑士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他们开始参与地方政府特别是郡公共政治之中，乡绅逐渐成为郡内事务的主导者。随着地方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乡绅为核心，地方社会形成了郡共同体。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的民族国家既表现为国家权威的形成，也保存了地方自治的因素。
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
南京大学副教授吴贺研讨中认为，考察俄国的政治文化可以发现它有着鲜明的特性，并由此对俄罗斯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及其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由俄罗斯官方做出的对于“国家”地位、作用的相关理念及其阐释，在帝国创立之初便参与了对俄国“国家”面貌及其臣民理念的塑造，成为贯穿俄罗斯现代化发展史的一条鲜明主线。事实上早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就树立了“国家”独立于君主并高于君主的崇高地位和世俗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国家”理念，才最终确立了俄国政治秩序的特殊性及相对于西欧“一切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特点,而这些“国家”理念形成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艳红指出，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官职的其他属性：可买卖、可世袭继承、具有私人财产的性质等这些特征是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由于王权承受着持续的财政压力，它从15世纪末开始就从通行的私人交易中获取好处，具体做法是每次让与时抽取捐税，类似于某种转让税。在16世纪官职买卖已经被认可，它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可以说，官职买卖的常态化此时已经完成。与此相应的是，官职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任意废除的情形在减少。在官职买卖合法化和世袭化的历程中，官职税的设立具有标志性意义，官职税作为简单的财政条款在旧制度时期取得重大成功。官职买卖能在旧制度时期发展到如此的规模，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官职能带来“荣誉、特权和优越地位”。在旧制度的体制中，官职买卖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学者们对官职买卖制度的评价认为：它冲淡了君主制的绝对主义色彩，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的独立性，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权。然而这种积极作用是以公共权力的世袭化、私有化，以政治体制运转的不畅和冲突为代价的。作者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旧制度的政治建构特别能表现出它的某些独特之处和过渡性质：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没有清晰的区分。不仅官职买卖是这样，包税制度（也就是权力的另一种实施方式：出租）同样如此。可以说，旧制度没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官僚体制。而官职持有人与特派员的冲突，可以看成是朝向现代官僚体制的一个阶段。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詹娜认为，16—17世纪法国中央王权不断强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司法机构的迅速扩张。在以奥弗涅为首的中央高原地区，皇室司法机构的审判范围从城市逐渐转向广大农村，对领主法庭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在皇室司法机构深入乡村期间，为了得到地方贵族的支持，常常在审判中偏向他们，使得贵族获得了较多经济利益，但由此也使他们更加依赖皇室司法机构，从而拱手让出了领地的司法裁判权，皇室法庭逐渐包揽了大多数司法诉讼案件。大审判是王权强化的集中表现，王权通过这种司法手段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央高原地区贵族的有生力量，极大地打击了地方贵族势力。
厦门大学副教授许二斌表示，历史上，苏格兰为捍卫民族独立与强邻英格兰进行过长期的斗争。1707年合并是在违背多数苏格兰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给联合王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合并后经济上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苏格兰在19世纪没有出现以脱离英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苏格兰经济的衰退，苏格兰民族主义兴起，以独立为目标的苏格兰民族党（snp）逐渐崛起。除苏格兰民族党外，工党、保守党的一些政策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导致了苏格兰独立问题的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昀认为，《1948年经济合作法》是美国行政机构、立法部门与利益团体激烈辩论的产物。该法明确了欧洲复兴的政策理念，保护了美国利益团体的某些特殊利益，设计出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之上由专家管理和协调欧洲复兴的模式，促成了国家和社会团体在欧洲复兴计划实施中的合作。杜鲁门政府借助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的有利时机，运用“自由的危机”话语在国内营造出强烈的反共氛围。这场辩论不仅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加强了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系统性和制度化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的对外干涉政策打造了舆论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沈琦指出，近代英国道路立法是在中古英国地方共同体维护机制的基础上演进的。16世纪中期道路治理进入法令化阶段，地方道路的维护职责明晰化，治理大体上沿袭“自由通行”原则，但教区体制下道路通行中“外部性”问题越来越凸显。17世纪中叶尤其是18世纪以后，对道路使用者征收通行费的做法逐渐流行，设卡收费的主体也逐渐从治安法官转移到由地方有产者组成的信托人手中。近代英国道路维护经历了长时间探索试验修正，最后通过建立收费信托的方式解决了道路维护和建设中的资金瓶颈问题。近代英国通过了约2700份道路法令，这是议会立法权加强以及贸易量增大造成现有维护体制不堪重负共同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英国道路治理既注重道路通行的“公益性”，又体现了道路使用者适当补偿的“合理性”，这种道路维护方式的延续和突破是英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红菊认为，金融资本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在20世纪上半期居于社会经济的支配地位。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独立资本形态，是一种扬弃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独立性，在二者混合生长中形成的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它是资本的最高级也是最抽象的表现形式。金融资本的实质是垄断，它是在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两者相融合而形成的垄断资本形式。金融资本是在股份资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包含着比股份资本更为深刻的所有制关系的变化。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赵文君指出，农业是英国现代化生长的基础。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则是这一成功的关键。中世纪晚期，英国农业信贷资金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期限较短。由于基督教借贷观念的束缚和资本市场相对落后，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性投资很少，非生产性消费成为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借贷的主要特征。因此，落后的农村金融成为制约14至17世纪英国农业市场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瓶颈之一。17世纪后，在人们金融观念转变、农业法律保障和贷款利率不断下调的有利条件下，英国的农村金融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套现代金融机制开始运作，出现了土地抵押、以生产性投资为主、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规模扩大等一系列的新特征。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和生产者特别是农场主是这一历史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在这一现代农村金融机制的支撑下，确保了信贷资金日益稳定地流向最有效率的农业经济组织，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资金基础。考察英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可以对认清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发展滞后的现状，加大惠农富农的金融政策力度，实现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宋云伟表示，1858年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当时英国本国的森林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英国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加强对印度森林的开发管理，剥夺印度村社的森林产权，将其变为英国国有，否定当地人利用森林的权利。殖民地森林局在印度建立大片国有森林，供应修建铁路或出口所需木材，并将印度的森林产业化，废除传统的轮耕制度，一定程度上将科学的森林管理方法和先进林业技术引入印度。但英国人的森林政策破坏了印度的社会结构，造成印度人资源利用模式发生变化，虽然促进了印度现代森林管理的发展，但更重要的影响是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加深。
中山大学副教授周立红认为，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是在国家干预下形成的。自绝对王权时期到拿破仑时期，国家直接干预谷物交易，组织谷物跨地区流通，出资建立谷物储备，制定最高限价，国家对谷物供给的管理程度逐渐加强，人为地建造起了一个谷物流通和供给网络。自复辟时期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集权在不断加强，行政集权在不断削弱：一方面，国家职能不断加强，发展农业和交通事业,
对穷人进行救济；另一方面，国家逐渐把谷物供给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面包师，待时机成熟时进行关税改革，一举废除面包行业的管制，最终促成了谷物自由市场的形成。
兰州大学副教授柴彬指出，近代早期的英国因物价飞涨等因素导致商业投机行为盛行，从而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国民的生活。英国政府为此以法律为主要手段进行了长期的国家治理。概言之，这种治理客观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实际效果囿于若干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显得较为有限。
安徽大学副教授尹建龙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系调整中，工厂主企业家集团的雇主结社组织广泛存在，并且在劳资冲突和国家劳资政策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劳资冲突与雇主结社之间的互动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劳资对抗促进了雇主结社组织水平的提高，地域范围的扩大；第二，雇主结社使劳资对抗的烈度增加；第三，劳资双方的各自整合有利于集体谈判机制的形成。该文从雇主结社的行为、组织、影响等方面出发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系调整，有利于开拓新的研究视角，能够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英国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社会集团间的互动和博弈。
南京大学副教授闵凡祥在《成就与问题：英国nhs体系60年》一文中指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是英国战后福利国家体系的核心内容（比万说“nhs体系与福利国家是同义词”），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欧洲最大的公费医疗机构和世界最好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一，对战后英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该文是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建立与运行六十多年来所取得成就与问题的具体总结与探讨，并以之作为基础，探讨了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未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方向。
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高麦爱则在《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尘肺病探究》一文中认为，英国煤炭工业为英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资源，正是丰富的煤炭资源将英国推上了世界最高峰。然而，煤炭造就英国辉煌的同时，煤矿工人的生命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职业疾病和职业风险的极大摧残。煤矿工人尘肺病产生的原因、发展以及英国社会各届对它的认识均带有这一时代的烙印；而随着英国工业深入发展，包括矿工尘肺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职业疾病在工人中间的迅速流行，这种情况引起了政府、医学界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关注。
南开大学教授付成双认为，毛皮贸易在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毛皮贸易一直是北美大陆上一种重要的边疆开发模式。但美国独立战争不仅中断了北美13个殖民地的毛皮贸易，也对加拿大的毛皮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为加拿大的毛皮贸易提供了合适的扩张空间，促使其转向了对西北方向的扩张，从而深深影响了加拿大的历史发展进程。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雄在《老挝危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一文中指出，东南亚条约组织是美国出于反共目而在东南亚地区倡导成立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由于成员国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政治利益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该组织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软弱的特征。1960—1962年的老挝危机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但该组织并未担当起某些成员国所期待的角色。以泰国为代表的亚洲成员国对该组织失望至极，美国的信心也遭受打击，东南亚条约组织一度走到崩溃的边缘。然而美国担心该组织解体可能会给其亚太战略带来严重冲击，最后在美国暗中主导下，该组织走上一条垂而不死、衰而未亡的道路。与之相伴的，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干涉行动大踏步地走向单边主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王华认为，檀香木贸易是夏威夷王国卷入市场经济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发端，其开始于1790年，繁荣和衰落于19世纪10—30年代。贸易产生的物质利益的刺激改变了夏威夷人对物的观念，使夏威夷传统的物人合一观念开始走向终结。在此基础上，现代性的经济观念获得了发展的基础，从而将夏威夷经济推向现代发展模式。私有制在夏威夷出现并逐步确立，其农业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夏威夷经济逐渐失去独立发展，开始走向西方资本主义的
依附性经济。檀香木贸易也导致了夏威夷王权的衰落，外国人和阿利伊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升，逐渐主宰夏威夷的政治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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