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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海外生存录:"弄潮儿" 梦想渐远命运迥异

  编者按——

  自从当年被卖“猪仔”到美洲修铁路以来,中国人在美的移民路走过了150多年。150多年间,个体的悲欢离合、成功失意,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人间戏剧。

  如今,在太平洋铁路经过的很多小镇里,人们仍可寻觅到“猪仔”们当年的印迹。它或是一两个中文字样,或是一条华人聚居的街道。今天,中国人仍不断涌进美国。他们揣着梦想,争先恐后,在各个角落兀自奋进。

  或许正如丁玲在《阿毛姑娘》中所说的,幸福只在别人看去或羡慕或嫉妒,而自身是始终也不能尝着这甘味。


 “剪刀”的式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一股出国热。与此同时,更多无能力留学的人也各显神通,赴美打拼。他们是壮怀激烈的一代人,以“时代弄潮儿”自居,对国内平凡、稳定、体面的“体制内”生活不屑一顾,追求大洋彼岸那种“打嗝都带巧克力味儿”的生活方式。

  在他们心中,美国是梦想的新大陆。如今,当梦想热情褪去,他们命运的浪潮已走向迥异之途。

  本报讯 来自广州的苏丽英(人称英姐)就是当年的“弄潮儿”。居美20多年来,英姐一直都在制衣业中滚爬,从一名制衣女工做到老板娘。

  在友人黄伟江的带领下,记者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一条小巷中找到英姐的“佳丽制衣厂”。在生锈的铁门后面,是一扇枣红色木门,上面隐约写着“佳丽制衣厂”字样。

  得知记者从广州来,英姐热情地将我们迎进门去。屋中放着两排不同类型的衣车,共有16台,每台衣车桌面上都堆放着布料。除英姐外,屋中没有别的制衣工人。若在多年前,此起彼伏的机器声充斥整个屋子。但如今,一切仿佛突然停顿下来,唯有寂静。就在这寂静的屋里,英姐讲述了她与制衣厂的故事。

  80年代办厂

  赴美前,英姐曾在广州服装厂师从鼎鼎有名的陆湛师傅,学得一身好手艺。

  在英姐的记忆中,刚来美国那会是制衣行业的好时光。因为技术要求不高,更没有年龄和语言要求,密密麻麻的缝纫机旁有十多岁的小姑娘,也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那时制衣厂大多按件计酬,上班时间较灵活。与餐馆工作相比,制衣厂的工作较轻松、干净,颇受新移民欢迎。

  据悉,一名熟练车衣女工两周的薪酬超过1000美元。在制衣厂工作10多年后,一些勤快的女工甚至能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于是,“家庭—制衣厂”两点一线,成为许多新移民草根阶层的生活模式。

  变身技术主管

  1990年,旧金山制衣行业发展到顶峰,英姐也从一名普通的女工变身为技术主管。对制衣行业充满信心的英姐决心参股制衣厂。

  随后,属于自己的佳丽制衣厂正式开张。生意好时,制衣厂有20多名工人都忙不过来。然而,好时光没有持续太久。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制衣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佳丽制衣厂也不能幸免。生意一年不如一年,整个制衣厂最后只剩下英姐一人。

  所谓祸不单行,就在制衣厂日渐衰落时,英姐的前夫将多年积蓄和房产一卷而走。

  “剪刀”没落

  如今,英姐与儿子一家住在出租屋里。每天早上7时,她都会准时回来打开厂门。她偶尔会接到几十件衣服的订单,如果时间紧迫,就请一些相熟的临时工帮忙。

  制衣厂每月房租、水电和保险费用高达2000多美元,但因为这是她在美多年打拼的全部心血,只要能坚持,英姐都会坚守下去。制衣厂也成为当年衣厂女工们的落脚点,大家买菜的时候走累了,都会进来喝喝茶,聊聊天。

  在美国,老一代移民谋生的技能,不外乎就是那“三把刀”——即菜刀、剪刀和剃刀。如今,“菜刀”越斩越旺,其他两把刀日渐式微。而在这个名为吕宋巷的小巷里,据悉曾活跃着十多家华人制衣厂,但如今却只剩下英姐的佳丽制衣厂在挣扎求生。

  “说起旧金山的制衣业,有太多的过来人拼了大半辈子,个中的酸甜苦辣,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曾经的制衣厂老板吴慕洁说。她如今已投身于餐饮和贸易行业,在她眼中,旧金山的制衣业无法重拾辉煌。

  “说起旧金山的制衣业,有太多的过来人拼了大半辈子,个中的酸甜苦辣,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英姐的制衣厂每月房租、水电和保险费用高达2000多美元,但因为这是她在美多年打拼的全部心血,只要能坚持,英姐都会坚守下去。

  记者观察

  他们是先行者

  在那个年代,对许多人来说,赴美是一种梦想。记者的友人黄伟江也做着出国梦。用他的话说,是因为对美国的乡村音乐着迷。

  1999年,黄伟江一家终于拎着大包小包站在纽约街头。那时,纽约正遭受一场暴风雨。看着满目萧瑟的街道,黄伟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惘。多年以后,他这样感叹道:“那时太年轻,有一种盲目的激情。”无论如何,在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史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股出国潮流都具有不可被替代的地位。

  在与西方隔绝数十年后,中国人急于了解那个陌生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是一块遥远、陌生、富足的土地。许多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出国梦,无端地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在那片土地上蜕变。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不借付出极大的代价。

  他们曾是一代人中的佼佼者,许多人拥有名校的学历或有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但与如今众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不同,当时中国实力远没有如今这样强大,不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拥有足够的自信。那时,中国人也还没有富裕起来,为了生存,这些“弄潮儿”必须在餐馆里干洗碗端盘子的活儿。更重要的是,因为信息闭塞,他们比今天走出去的人面临更多的文化冲突。

  即便如此,那一代人普遍吃苦耐劳、自强不息。他们以各种方式在陌生的国度立足、甚至事业有成。对于后来者来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先行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中国随后的快速发展中所带来的众多机遇。

  对于当年那些未能如愿走出去的人来说,命运之神并没有因此抛弃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事业有成,甚至混得“一官半职”。

  或许,这就是造化弄人吧!

  “新职业”的成功

  40多岁移民美国

  往返于中美的摄影家

  与英姐相比,梁国骥的“美国梦”更顺一些。如今,老梁生活中的主旋律就是到全球转悠,拍摄优美的风景图片。2006年将生意交给孩子前,老梁每年能赚到20多万美元。而在美国,大多数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八九万美元。

  40多岁移民美国

  移居美国前,老梁曾是广州白云山农场的工作人员。1984年,老梁离开单位创业,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自己任经理。在一次去美旅游后,老梁有了移民的念头。于是,当时已经40多岁的老梁,最终在1988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然而,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了生存,老梁不得不做一些体力活。当时,老梁的二房东是一位在旧金山留学的上海人。与大多数洗碗谋生的留学生相比,这位上海的二房东另辟蹊径,做起了油漆工的活。虽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因为英语好,这位上海留学生接的都是白人的活儿,工钱较高。于是,老梁就跟着他干起了油漆工的活儿。为了生存,老梁不得不放低身段,从头开始。

  那段艰难岁月,至今让老梁记忆犹新。因为以前学的都是俄语,他必须到社区学校学英语。每天下午6时下班后,老梁都要拖着精疲力尽的身子去上课。上完课后,老梁还要赶去买菜,然后才能回家吃点东西。这样的生活大约持续了三四年,令老梁欣慰的是,家人也在1992年移居美国。

  因为酷爱摄影,老梁卖摄影的生意慢慢做起来了。1997年,老梁回国拍了几张好照片,生意随后陡然好起来了,每年收入升至八九万美元。1998年,老梁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摄影集。随后,因为名气大增,每年收入20多万美元。如今,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渔人码头都有他的画廊。腰包鼓起来后,老梁还投资了五六套房子。

  往返于中美的摄影家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为了让克林顿多了解中国,老梁给克林顿寄去两本自己的摄影集,基本全是中国的风景照。后来,克林顿给老梁回了一封感谢信。按老梁的说法,克林顿由此对桂林情有独钟,访华期间在漓江坐船游了3个小时。后来,老梁在旧金山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办展览,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正好在那边读书,她曾在一名保镖的陪同下参观老梁的摄影展。

  从2006年开始,老梁完全将生意交给两个儿子打理。老梁透露,很多老华侨管不了子女,只得自己掏钱请餐馆老板帮助管教。而在教育儿子一事上,老梁借用所谓“白云山精神”。据悉,当年广州市13个农场全部亏损,唯有白云山农场凭借自己的打拼盈利,这在当时被称为“白云山精神”。于是,老梁将业务分拆包给两个儿子,视数量给予报酬。如今,已经完全放手的老梁,每年都会回国住上半年,到处拍拍照。

  但像老梁这样的人并不多。在旧金山的奥斯汀广场,记者采访了同样在卖摄影的“五李”。他们住在廉价出租屋里,每天以微薄收入度日。“我们就像一棵老树根移栽到新土地上,很难存活。”其中一位姓李的人说。

  “弄潮儿”的迷惘

  在美国走访中,上海的陈先生(右下图)不知是不是读不好书的留学生。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留学生如今在旧金山郊外买了一栋大房子,靠招揽短期租客和绘画养家糊口,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在接记者回旅馆的路上,陈先生聊起当年的留学经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美术的陈先生在央视工作。那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出国的年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即便央视这样的单位,也没能拴住陈先生的出国脚步。

  人人都谈出国

  “当时,朋友们一见面就谈出国,就像今天谈论房价一样。当时得知自己能留学的消息后,感觉就跟范进中举差不多。”陈先生说。

  多年后,人们仍可以从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出国热潮。

  片中,孟晓骏永远英文词典不离手,说话三句不离“美国”,即使好兄弟患肺结核留院治疗,也因害怕影响赴美签证面试,而没有踏足医院半步探望。最终,这些满心喜悦而又不乏惶恐的求学者怀揣借来的机票钱,登上赴美飞机。但一下飞机,他们便不得不将大部分课余时间交付于中国餐馆。说到当年在参观打工的这段经历,陈先生至今仍唏嘘不已。

  1985年3月,因有海外亲戚的担保,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曾毅敏“兴奋而茫然”地来到纽约。

  她除了在餐馆端盘,还在工厂缝过衣……她至今仍记得那时囊中羞涩的煎熬,“走在街上,闻着面包店飘出的香味,口水都要流出来。只好跑到麦当劳,悄悄拿起免费番茄酱,抹在没有黄油的面包上……”

  20多年后,当年的“弄潮儿”或已移民加入美国国籍,或仍在为得不到绿卡惶惶不可终日;或事业有成,或一事无成。曾毅敏应该算是事业有成的那种,她在美国加州创造著名的“硅谷神话”。

  靠旅馆过日子

  陈先生长期生活在纽约,算不上事业有成,但也生活无忧。去年,他用100万美元在旧金山郊区买下大房,改做家庭旅馆,每天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但每每想起国内那些事业有成、混了一官半职的同学时,他总有些莫名的失落。

  而当一夜暴富的发小站在刘先生面前时,这位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授,无论如何也不能淡定。

  他1994年赴美,奋斗多年终获美国国籍,而这位发小则以50万美元投资“一步登天”,让全家获得美国绿卡。1997年赴美的黎先生似乎更郁闷一些。这位数学博士曾在美国某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薪水颇丰。

  但好景不长,遭到裁员后一蹶不振。如今,一家人依靠妻子做护士的微薄工资度日。黎先生不时有回国的打算,但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这副德性,回国不是要遭人笑话?”  文/本报特派美国记者 赵海建 图/本报特派美国记者 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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