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最伟大的遗产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逝世了，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停止了思想。恩格斯评价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为世界人类的进步和解放事业开辟了无限的前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鲜明展现着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光芒和伟力。在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本报《马克思主义月刊》邀请海内外学者围绕“永远的马克思”主题撰文，在缅怀马克思的同时，进一步发掘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对于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生命远远超过他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是生物学的，它受生物学规律支配；思想生命则是社会学的，它受社会规律支配。只要思想具有社会存在的需要和根据，它就会长久发挥作用。这是思想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尤其如此。

　　1888年，在马克思仅仅逝世五年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中就强调，“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如今，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三十年，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因时间久远而消失，相反它仿佛是屹立于地球最高处的灯塔，光芒四射。尽管马克思逝世后“过时论”一再沉渣泛起，但一次次破产；尽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但马克思依然被西方评为“千年思想家”。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被遗忘，相反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更加唤醒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记忆，更加显示马克思本真思想的光辉。

　　马克思最伟大的遗产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逝世了，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思想体系，一旦被革命者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和实践，就具有永不停息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马克思因创立马克思主义而不朽，马克思主义则因与时俱进的品格而永葆青春。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就是研究他的学说和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他提出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

　　当代有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对立并分割开来，鼓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另一种学说。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之后存在一个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要是上述论断能成立，那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已经随着马克思的逝世而终结，马克思以后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表面上是推崇马克思，实际上则是贬低马克思。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似乎只是思想史上的匆匆过客，后继无人。

　　在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当然可能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存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的内容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解释，而是取决于它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本性。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写的，它会显出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过程的差异性。但是，衡量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对某个文本或文本的某句话的不同解读，而是贯穿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反复论述且不断出现的具有规律性的论断。这些是马恩著作中稳定的、一贯的、成熟的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硬核，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基本矛盾的经济学分析、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如果一个学者或某个学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而又对上述思想持反对态度，那他或它就不名副其实。他或它可以称为任何主义，但就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在实践中肯定要创造性发展马克思的思想，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活动的马克思主义会显现出各自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并没有唯一的模式，更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本人基本原理可以截然不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客观地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性的东西，而实践则是民族的、具体的、特殊的。当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肯定会实现新的创造，并带有新的特点。马克思以后的真正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既存在继承性，又存在由于时代和民族特点而产生的差异性。因此，抽象地鼓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是一种理论陷阱，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圈套。

　　当代世界需要马克思，需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世界矛盾和人类向何处去的理论分析，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和经验。在今天，尤其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仍然是个重大理论问题。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资本主义始终无法摆脱危机和冲突。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序扩张等都说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不是万能的。一个百分之一的人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的社会，是不可能持续存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充满活力和无限生机。沉迷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而怀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理论“阉割”。英国学者乔纳森·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中说：“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没有至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粗线条的评价，我们将根本无法把握当今世界，以及当今思想界的很多方面。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应当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密切关注。”

　　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死亡。马克思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真理开辟了道路。只有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我们才会逐步接近真理，如果背离马克思只能走向泥坑。在美国原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有一处谈到当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时指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抛弃这个观点，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别样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和拥抱的马克思主义，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不是龙种而是马克思说的跳蚤。

　　我们并不一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真心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视为异类。任何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应该欢迎，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应该重视。例如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坦言，他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他承认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弗洛伊德学说的真正支持者不会迷信弗洛伊德的全部观点，也没有一个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迷会认为这个大师的每一个镜头和每句台词都完美无缺。马克思也并非无懈可击，而作者只想展示马克思的合理之处。同时，作者对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这种以坦率真诚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值得赞赏。

　　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我们纪念马克思，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三十周年就是向全世界表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主义。我们是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继承者。毛泽东当年曾经十分诙谐又十分严肃地说过，我们只有一个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家分店。任何企图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来诠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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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三十年前，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某些粗疏无头脑的学者和意识形态家们还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并且已经在海格特公墓被永远地埋葬了。然而事情看来远不是如此。正像马克思在往后的历史进程中一次次“复活”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时至今日的世界中依然显示出深刻而恒久的重要性。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敌、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家”，也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桑巴特得出结论说：“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时隔八十多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一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

　　确实，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这种影响和争论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说追究的主题毕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替，那么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却始终在争论中不断浮现，并实际上成为当代思想之关注的重点和争论的核心。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取决于这一学说与当代世界的本质关联，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根基的。这一方法，不仅锻造出把握社会—历史的伟大认识工具，而且构成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内核与生命线。作为基本的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要义在于：揭示并切中当下的社会现实。在这里，“现实”决不像粗率肤浅的观点所设想的那样，是简单的“事实”，即能够在知觉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现实”决不是这样的，按黑格尔的说法，现实是实存与本质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因此，如果无法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并把握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那么，“现实”就还根本不可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比其他历史学来得优越，因为它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因为它能够理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双重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作为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为了能够充分认识和分析这一社会现实，历史唯物主义的纲领必然被人文社会科学愈来愈多地加以消化和吸收。只要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揭示和把握社会现实的思想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按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突出地显现出来。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如果说，现代性在这里是指现代世界（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本质根据；如果说，这样的本质根据主要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那么，马克思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现代性批判。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取决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取决于这一批判的深入程度和原则高度。我们知道，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对象是现代世界，而这一学说对现代世界的理解首先是批判的。所谓“批判”，其最基本和最简要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因此，就马克思的学说而言，对现代性的批判无非意味着：在其本质根据上把握现代世界的前提条件和历史界限。这就是说，把现代世界本身当作一个历史事物或历史进程来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现代世界——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原则的世界——的伟大成就和积极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证了现代世界必然遭遇的历史界限和覆灭命运。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历史现象，这难道有什么不可能理解的吗？事实上，相反的假定倒是难以理解的，即假定现代世界及其原理是自然的并因而是永恒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具有原则高度的：正是这一原则高度要求批判能够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并诉诸全面的社会改造，而不是使批判仅仅局限于伦理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中。约言之，只要当今的世界仍然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本质根据，只要马克思对这种本质根据的批判性分析依然占据着未被超越的原则高度，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表现为：使这个世界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类实践方面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并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和思想方面：它诉诸实践批判并且本身就贯彻在当代人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进程本身向着未来的筹划，要求在当代人类实践的整个具体化过程中，开展出一种真正现实的可能性，亦即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只要现代世界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只要最广义的历史将继续保有文明的重要成果（特别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并使之成为人类自由的表现，那么，拯救的现实性便唯独存在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中。在马克思看来，通达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的道路根本不是抽象的，它必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为全部丰富的历史性实践所充分具体化的，而绝不依循所谓“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公式，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由于在这里任何超历史的公式都无济于事，所以马克思真正说来乃是提出了任务——指向未来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参与到当今人类向着未来筹划的历史性实践中去了。因此德里达说得对：“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依然面对理解当今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只要我们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只要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还试图真正筹划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就此而言，马克思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开启出真正思想的伟大导师。正如熊彼特所说，可以被称为伟大创作的思想，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会隐没而又重现，它们会遭遇反对和驳斥，但它们却独立于我们的爱憎之外。“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言，这样的反面评价甚至正确的驳斥，不但不会给予它致命的伤害，只会有助于显示出这个理论结构的力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作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原苏东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被证伪，以“马克思”为标识的意识形态现象学便在苏东剧变后出现颓势，这一历史事件再次激起国外一些人迫不及待地要去追悼“马克思”或者“马克思的幽灵”，并企图通过这种“追悼”来终结“历史”。国内也有人与此相呼应，并主张要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或思想流派存放到西方思想史中。

　　马克思退出世界思想舞台了吗

　　为此，人们势必要问，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是否真的开始从世界思想舞台中“溃退”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自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退出世界思想舞台，而且仍然占据着世界思想舞台的制高点。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说的，一次次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共谋，并没有杀死它们，一次次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追悼，并没有送走它们的亡灵，相反它们的生命力却更加顽强。因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正以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旨趣影响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社会和时代。

　　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存在。其一，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绝不是黑格尔式的或者神秘主义式的轮回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裂变出自我否定的力量并在自我否定中为更为先进的社会所代替。其二，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之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人之存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构成人之存在的物质前提，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精神的生产必然构成人之存在的精神前提；人的解放不仅包括由劳动解放、社会解放、政治解放等构成的物质解放，而且还包括由思想解放、宗教解放和哲学解放等构成的精神解放；解放不仅表达一种确定的结果，而且表达一种确定的过程；解放不仅表达一种外在作用过程及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内在紧张过程及其结果。其三，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现实的真实或者真实的现实。马克思所处的社会现实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对劳动的掠夺为基本特征和根本内容的社会。资本对劳动的掠夺必然以剩余价值作为中介、目的和主要内容，由此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诸多结构性对立，而对这些结构性对立的消解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无能为力的。而要消解这些结构性对立，必然出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依然占据着世界思想舞台的制高点，还在于其自始至终把“群众原则”贯穿到自身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之中。马克思以“群众原则”作为根本原则区别了“消灭哲学”的两种方式；以“群众原则”作为根本原则确立了其自身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以“群众原则”作为根本原则阐释了其自身的历史观、实践观和整体观；一直深刻关切着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和命运，还亲自参与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自觉把理论同实践进行有效对接。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是脱离“群众”的抽象理论，绝不是脱离“群众”的狭隘实践理论，绝不是脱离“群众”的书斋理论，绝不是“什么都行”的实用主义，而是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改变“群众的世界”从而实现“群众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理论。因此，通过根本变革“群众的世界”来实现人的解放就必然成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诉求，也必然成为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旨趣。

　　马克思主义位于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中心

　　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提供现存的答案和教条，它们只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只提供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这是由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之基本要义和旨趣所决定的。这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历史发展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第二，对于“新唯物主义”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第三，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时代特征和语境，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语境必然致使对“特定答案”抱有永恒性的期待沦落为妄想，也很可能导致“特定时代的答案”成为其他时代的教条。因此，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所具有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有机性的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必然是要从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之基本要义和旨趣开始。

　　到目前为止，有哪一个思想家或者理论流派能像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揭示存在的真实或者真实的存在？能像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关切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和命运？能像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地为人们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没有的。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萎缩不是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思想舞台上的“溃退”甚或“退场”的明证，而只能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只能是“被误读”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只能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只能是“偏离了正轨”的“马克思主义”的证伪。由此，苏东剧变恰恰证实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成为教条主义的、不可被歪曲的、不可被误读的、不能偏离正轨的。

　　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旨趣决定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必然是各种理论话语的中心，无论是以肯定姿态出现，还是以否定面目出现。只要随手翻翻：福柯的权力理论、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拉克劳和墨菲的反政治霸权战略、赛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沙夫的资本社会分析、德里达的马克思幽灵、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话语中心或者中心话语存活在人们的视野和脑海里。用德里达的话来表述也许更为恰当和形象：今天，我们都是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无情驱除或者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的“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在此，不由让我想起这样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情：上世纪行将结束时，在英国bbc推举“千年思想家”的调查中马克思名列榜首。这或许就是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世界思想舞台制高点的一种独到印证。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英国广播公司（bbc）评出的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前十位）

　　1 马克思（德国思想家）

　　2 爱因斯坦（犹太籍科学家）

　　3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

　　4 达尔文（英国科学家）

　　5 阿奎那（意大利经院哲学家）

　　6 霍金（英国科学家）

　　7 康德（德国哲学家）

　　8 笛卡尔（法国数学家、哲学家）

　　9 麦克斯韦（英国物理学家）

　　10 尼采（德国哲学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有没有生命力？如果抽象地、笼统地提出这样的疑问，估计有些人会作出否定的回答。的确，无论是从实际运用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界心理取向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似乎已不是显学，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逐渐被边缘化的理论和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表明，除了马克思等领袖外，中国人文社科界被引用得最高的一批学者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极少，本土的相关学者更少。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在中国没有生命力，就像文史哲学科虽然不是当今中国的显学，却无法否认它对于文化中国存在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意义，无法否认其在现实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一样。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义理，经过近百年来中国人的阐释、宣传、运用，已经会通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它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中国人的骨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已经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这一点甚至表现在那些自称为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身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没有生命力、有多大的生命力，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马克思主义不是单纯的文本

　　近代以降，在西方炮火和制度、文化的多重冲击下，国人开始无奈地、逐渐自觉地学习西方。但辛亥革命后中国乱象丛生、混乱无序的局面以及一战的爆发及其带来的西方世界的残酷和衰败的景象，使得中国中上层社会企图以西方世界为参照来改造中国、振兴中国的希望大受挫折和动摇，于是，重新设计振兴中国方案的思潮在思想界、知识界、政治界骤然间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应运而生。但是，无论是复古主义、国粹派、新文化运动、文化折中主义、西化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都是围绕着振兴中国的目标而展开，都是中国固有的家国天下责任意识的自然流露，其根本目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为中国寻找出路。从这个时代背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有其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成为后来中国的显学有其历史依据。可以说，五四时期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主要由苏俄而来，主要目的是救国救民，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兴趣点不在于具体的文本，而在于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主观动机来选择马克思主义，就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为了延续和升华自己国家、民族的生命性。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人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部含义和内容，也无法掌握其真谛。现在有些人特别强调文本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以此来理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那就偏离了方向，甚至会陷入经院哲学的窠臼中。

　　马克思主义仍是中国人的基本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真的如有人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无人相信，只是简单的口号了吗？多年前笔者就思考过这个问题，研究的结论是：当今中国人基本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和指导的。因为，中国人基本的认识方式、价值取向，还是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

　　前几年学术界在热衷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时，笔者曾提出过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到底大众化了没有？如果大众化了，那么其具体的水平如何呢？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否实现了大众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试想一想，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人相信鬼神、相信因果报应、相信轮回转世？这难道不是长期唯物主义教育的结果？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总是希望借助于科学、借助于人类自身的奋斗来解决，很少有人再寄希望于求天告地、焚香拜佛了，这不也恰恰是唯物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最好佐证吗？中国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实践，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吗？

　　的确，在今天的中国人当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不像以前那样多读了，对于过去视为马克思主义神圣道理的一些话语不再信服了——如阶级斗争论、资本主义腐朽论，但这些很大部分是我们过去误读马克思主义或者不顾时代条件发生变化而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结果，而不是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抛弃。

　　不能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

　　一些人攻击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价值，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无法具体指导当今中国的改革，如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我们的改革主要得益于借鉴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人员、方法。更有甚者，有经济学者明确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而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的结果。笔者以为，此一论点最大的错误在于，论者没有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或者说政治文化的高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而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地位和价值，这无疑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个只能管理具体事物的知识机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其实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以立刻付之于实际谋生的工具，它解决的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不是具体的微观实际的问题。它所解决的问题关涉人的精神信念和理想追求，关涉具体实践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多人在实际中都容易发生错误，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这个那个观点过时了，这个那个预测错了，甚至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所建立的，因此断定马克思主义现在没有价值了。这些不仅是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结果，更是不懂得理论的层次性的结果。

　　当然，在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说、运动、理想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容易由于每个使用者所持语境的差别而产生互相误会的问题，也容易致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误会。

　　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在现实中，总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成见的人，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景象来批评马克思当年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诅咒，以此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乏力。笔者在这里不想用过多的笔墨来陈述19世纪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如何的不平等、两极分化、弱肉强食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和世界的对立，仅就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繁荣的背后原因做一点简单的探析。试问，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能否走出濒临崩溃的边缘？答案显然是不可能。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种种弊端的揭示和猛烈批判，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唤醒下揭竿而起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强大反抗，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得不主动地采取了很多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甚至主动地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政策，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普遍获得了全面而高度的发展，出现了相对安稳和谐的局面。但这个局面的出现，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理论批判的价值所在。

　　近代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理论深深地打动和震撼了他们，使得他们在为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自由幸福奋斗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自由；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伟局面，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展现。

　　中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去解决。今天中国改革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城乡差距的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所要克服和超越的。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格外具有生命力，才让那些怀疑马克思主义价值的人感到困惑不已。中国不仅过去所做的事业总体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起来的，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也越来越趋向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人人自由的发展目标。

　　总之，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未来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对于马克思的去世，《泰晤士报》确实发布了讣告，但其中惊人的谬误也表明马克思在去世时并非像今天这般广为人知。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恩格斯曾断言“他的名字及工作将存活数百年”。这一预言已得到了确证：在马克思去世后的那个世纪里，他已经变得举世闻名，极具影响。

　　1 期望与现实

　　马克思称他不仅已经发现并解释了社会定律，而且断言这些定律表明社会能够且即将由没有权力的人们——工人阶级改变。他们要通过革命创建一个新的社会。马克思在世时，这一革命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然而仅在他逝世后的三四十年，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激发了世界史上真正的大变动——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以及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从那时起，世界不复如前。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他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他构建的哲学、历史、经济学及政治学体系，已经成为本世纪精神支架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许多思考都是在与马克思的“幽灵”对话。

　　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被许多不同的解释覆盖，并被用来赋予不同种类的政治以正当性。我们应如何评价这一“幽灵”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在其逝世一个多世纪后，马克思的观念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如果有的话）？马克思的时代是蒸汽动力和电报机的时代，对他来说，他所了解的旧共产主义同盟中的传统手工业者正在被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工厂工人——真正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所替代，这导致了大剧变。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世纪，工业无产阶级正在分裂，并在西方社会逐渐失去其身份认同。工业的比例显著下降，技术性、专业性及服务行业人员的数量正在增加。马克思分享了19世纪普遍的进步观念。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核能的最新发展，人们开始怀疑人类支配自然的努力是否在根本上走错了方向。全球变暖潜在的灾难性影响才刚刚拉开序幕。

　　马克思的许多期望并未得到实现。一是西方工人阶级缺少革命动力。由于大多数工人阶级缺乏对革命政治的支持，马克思主义领导者们面临着困境：要么反映工人的情绪并制定弱化革命性的改良政策；要么脱离他们宣称要代表的群体并凌驾其上，以此确保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二是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对民族感情比较敏感，但他认为阶级划分将比民族划分更加强大。事实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元素。南斯拉夫、中国、古巴和越南的革命都有民族主义强烈的弦外之音。

　　2 阐释史中的马克思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解释比其改变世界的努力更加让人印象深刻。正如大部分政治理论那样，西方对马克思的阐释强烈地受到更为广阔的知识范式转型的影响。因此，西方的马克思阐释史乃是试图契合甚至融入西方社会中主导性智识趋向的历史。毕竟，马克思就是在黑格尔的阴影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而恩格斯的观点则更多带有19世纪对实证主义与科学的狂热的印记。弗洛伊德的影响，则可在赖希、马尔库塞和早期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中得以感知。纳粹主义的出现及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中心移至法国，并见证了存在主义作为主流哲学模型的大肆泛滥，以及随后结构主义的大起大落、后现代主义的体系混乱和1980年代“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冲突。

　　19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开始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萨特的影响开始让位于阿尔都塞，后者在1969年1970年用英语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通过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在当时的声誉，阿尔都塞试图“恢复”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者身份。因此，他尽管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术语，但延续了斯大林对早期马克思与晚期科学的马克思的划分。结构主义意味着，理解社会系统的关键在于其组成部分的结构关系，即这些组成部分通过规范性原则得以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随着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优势的增加以及对市场力量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自身的目标可能采用其对手的方法论原则已在预料之中。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这一进程的前奏，该书运用英国的分析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传统的、功能主义的版本进行了辩护。1980年代，采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作品开始涌现，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罗默的《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以及埃尔斯特的《理解马克思》。前者使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成为当代关于分配公平辩论中的术语，后者则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扬谷器”来扬弃马克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分支是关于“基本收入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米勒的《市场、国家与社群》在精神上更接近马克思，施维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虽然与马克思的观点有差距，但仍不失为完美的例证。尽管在克服资本与劳动分野的意义上，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几乎没有强调经济平等。马克思不是市场的朋友：根据需要而非应得确定收入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因此，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作为最终目标却是不成熟的。

　　相较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导向和自称的科学方法，1980年代关于道德应得的讨论必然重新对马克思主义与伦理问题产生兴趣。在1983年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中，史蒂文·卢克斯对马克思特质的呈现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法权中公民权利的谴责和对共产主义社会道德解放的论述来完成的。而布伦克特的《马克思的自由伦理学》和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都强调自由及自我解放的基本价值。近来，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争论成为该领域讨论的具体议题。例如，有学者主张，马克思既制定了超历史的道德评判，又断言正义的原则仅适用于特定社会，不能用以评价其他社会的正义与否。而卢克斯和伍德声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摒弃依赖于自我实现和自由等价值，它们不同于基于超然永恒原则之上的正义观念。

　　3 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有人（包括我）认为，苏联实验并非马克思观点的体现。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社会主义站在资本主义的肩上，而苏联70年的历史可被视为一种发展捷径——它缩短了西方生产力缓慢增长的进程，其失败则使俄国痛苦地回到世界历史的主流中。但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并未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作出有效的分析。原因很明显，马克思的智识力量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概念结构并不适用于那些非显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中国的遗产是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毛泽东主义对卫生及教育系统的改进，这种经济进步将是不可能的。但是，由此带来的社会紧张，能否为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社会经济政策所遏制仍有待观察。

　　那么，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如何呢？再回到充满信心的1960年代虽然不太可能，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决不是灰色的。马克思的方法对于解释世界依然有效。而20年前福山宣称自由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终结”的观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发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悲观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19世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识成果之一，它实现了对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强力综合。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的方法——虽然是无意识地——已经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倾向于将人视为社会的，而不是孤立的个体；通过马克思对社会学发展的贡献，我们研究改变及改善社会的方法；我们重视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我们看到在特定时期，观念与特定社会经济集团利益之间的关联；马克思的批判已教会很多人去发现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平等与不正义，并试图缓解这种不平等与不正义。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表达自己对更公平社会的希望的话语。

　　马克思在生命的终点大声说：“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的观念——尽管遭到扭曲、修订或重新阐释——仍将继续对我们的心智发挥影响。它们已经将新的维度增添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中。不论一些理论多么可疑，一些价值多么模糊，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探寻共同生活新道路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客座教授；译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2013年以马克思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 2月15—17日，英国·伦敦

　　“2013年北欧冬季学校”的主题是“卡尔·马克思的革命观念：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围绕马克思思想及其对政治、哲学、历史和经济的主要贡献展开讨论。

　　◆ 3月28—31日，澳大利亚·墨尔本

　　“2013年马克思主义大会”将在墨尔本大学举行，主题是“挑战系统的观念”。在4天的会期中，将围绕妇女解放、帝国主义与中东、社会主义理论、全球经济危机及工人抗争等议题展开讨论。

　　◆ 6月7—9日，美国·纽约

　　2013年左翼论坛将在佩斯大学举行，主题是“动员经济/生态转型”。当前的经济/生态双重危机揭示出，资本主义对增长的内在驱动在本质上是毁灭性，甚至生态自杀性的。本届论坛旨在探讨对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哪些环境与运动建设规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 10月24—26日，葡萄牙·里斯本

　　第2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将在里斯本大学举行。会议旨在多视角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思考，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社会与历史分析、政治抗争和哲学思考上。

       多数的社会理论通常假定普遍真理和永恒规律，并断定探寻普遍真理和永恒规律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理论家比马克思更反对永恒性和非历史性这类说法。在晚年写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提到，他不曾掌握历史或其他任何领域的“万能钥匙”。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嘲笑那些只知道为存在规定普遍真理的哲学家们，而他的目标——让哲学和政治“重返人间”——也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提出。

　　拒绝非历史性和永恒性

　　“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过去”，而是意味着“作为过去结果的现在”，意味着“站在现在来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换言之，马克思拒绝永恒的、因而去情境化的“真理”话语。我们不妨来考量一下，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知识的颠覆。在马克思此前的数千年，“历史”早已被概念化为对过去的研究。但马克思早年关于“基督教艺术的历史”的出版计划（尽管并未付诸实践）本身是一个政治实践：“拿撒勒人画派”构成了当时政治领域的一股保守势力。对马克思而言，历史研究工作不过是构成他政治工作的背景。一旦清楚了这一点，马克思对非历史性和永恒性拒绝的重大意义就将清楚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区别于此前历史学家及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拒绝任何形式，包括他自己理论的永恒真理化。马克思认为，那些追逐永恒真理的活动——不论如何将自身打扮成学术性研究——通常都是唯心主义的，通过误导和“颠倒”，将人类活动归因于独立于人类活动的因素。因此，马克思明确否认自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同样否认自己是一个18世纪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手推磨绝不会“给予”人类一个社会，蒸汽机同样也不会。他拒绝认同人类社会决定于某些独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事物或物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宣布了他的“新”唯物主义，并且赞扬了唯心主义在对人类经验总结中“能动性”和不可避免的历史性方面的积极发展。如果说因果性对于马克思是有意义的，那么它仅仅借助于人类活动而产生。地震、火山喷发甚至人体本身无疑都是物质的，但意义和内涵则必然是人类的解释所致，也就必然是政治的和历史累积的。

　　历史、理论与政治

　　《共产党宣言》显然不是一部关于历史的课程，而是一部借助历史教予我们的课程。马克思的论述集中于“错误”的人在“错误”的地方进行的“错误”的活动，即此前为历史学家所藐视的人类基本活动，诸如农民对食物的生产、房屋修理甚至人类繁衍等不为历史学感兴趣的，且总被认为并不参与历史创造的活动。这在社会理论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并且构成了一个跨时代革命的前奏。因为它清晰地结合了社会生产和民主，必将导致人民大众争取权力的运动。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历史论述的目的并非在于向历史学家或社会理论家们传播“真理”或永恒，而在于为政治运动贡献力量。

　　由此，马克思革命化了历史的目的，并在两种意义上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历史必须包括社会生产过程；其次，历史必须顺序地生成，而非是某个永恒的“真理”或“法则”。因此，当有人说马克思有一套“关于历史的理论”时往往会导致一些误解，“理论”往往被看成某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真理”。正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样，《共产党宣言》里的修辞往往是劝告性的，是鼓舞和激励的。历史是由人类所创作，并必然展现为人类所创作的样子，而绝非某种强加于人们身上的“被塑造”的历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生动而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这一论点。书中，马克思对各色人物的理解，以及几乎独力追踪重大事件细节的能力，都依赖于同时代的观众。这样一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非常有赖于时序性，而非超越于时间之上的永恒性。其中的所有“真理”都是相应于语境而言的，并不是对任何更加“基础”的东西的描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历史的运动绝非进步所能覆盖。在他看来，主要参与者和碎片化的阶级成员们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进程与这些人最初的构思并不相同。而一旦马克思提醒我们关注他对政治、生产和冲突的一般性观点，他将马上回到叙述和辩论的细节分析中。但这一论点从未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广泛接受，这部作品也未能进入马克思最广为传播的作品序列之中，因为他最流行的作品往往是那些便于构造某种“主义”的作品。

　　重新阅读马克思

　　马克思的政治参与是深刻的批判，而非规范或树立“权威”。他暴露虚伪，揭露阶级偏见，打破幻想。他还鼓励个人和团体组织起来，武装自己去捍卫自己的利益，而非仅仅依赖于思想。马克思说，他是“为教授们”写作《资本论》第一卷。这展示了马克思对将学术作为追求非历史性与永恒性的直接批判。马克思的理论绝非一个关于永恒的、“科学”的原则大纲或者基于某些外部框架的实证假设；马克思的理论始终适应于历史，因为那种追求永恒性认识的理论——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保证的恰恰相反——无法参与到政治中去。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始终是政治化的，并且指向行动，而非“科学”和“解释”的工艺品。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借助于两项主要的论点推进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他反对那种典型的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的“假设”，这些假设被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用于解释人类“基本的”交换，并进而用于证明货币（因此也包括资本积累和“股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马克思认为，这在实际上是用选择性的误导服务于阶级利益。其次，他对交换价值、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等政治经济学概念进行了批判性改写。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概念不是来自某个外部“研究者”对商品生产社会各种活动的描述，它们构成了社会本身。这种塑造不是通过创造对象，而是通过对创造对象特定方式的理解获得的，而这种方法当然是基于特定历史的。因此，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是关于外在于历史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一般理论，并且可以适用于解释历史本身的理解是彻底的误读。如果考虑到这些理论基于特定历史的语境，即商品生产社会，但却仅仅将这些理论看作某个研究者（恰好是马克思）对第一手材料的抽象结果，同样存在着部分误读。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中收获两点启示。其一在于将社会理论看作一定政治背景的产物，即今天所说的“反身”路径。其二，多数读者，包括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受制于一种特定的阅读和写作方式，误以为物理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并因此认同某种生成认识确定性和普遍有效性的方法论。这些科学家因此被置于某个“无私”的、非政治的观察位置，进而要求社会理论家（如马克思）也必须占领这一位置。

　　当今世界对于保持这一假设“客观性”的科学结构具有极大的动力，而其有效性正是基于永恒的普遍性和对社会（也即历史）的自觉抽象。科学，正像马克思在他早年的《巴黎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进程中，生产技术在一个市场中不断进行自我生产，而这一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将自身表现为关于法律似的规则和绝对确定性的永恒真理（与中介和应急截然相对）。商业社会继续驱使我们保持对科学、社会理论以及恰当社会的理解。正是这一驱动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误读为“永恒”的，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我们需要重新阅读马克思，而这一重新阅读只是在他不再是“永恒”的，而是属于我们时代并帮助我们创造历史时才能获得发展。

　　（作者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理论教授；译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尽管众多学者作出过很多努力，但仍无法将马克思的贡献仅视为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属于不同的时代，一个资本主义尚在形成过程中的时代，他的理论只能在一般意义上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个结构分析的维度，而无法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然而，马克思对社会本质的强大解释力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没有一种理论能替代马克思的理论解释力。

　　同时，马克思向我们指出了他去世后130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再次证明了其理论的博大精深。我们需要从这些理论中获得灵感启发，以克服拉美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各种因素的局限性。

　　在我看来，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总能给人带来一定的启发，拉美的批判思想一直保持着马克思理论的活力，并结合本地区的特殊情况灵活运用。与其他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条件，将社会结构链接到生产基础，这使他对政治经济的结合及其发展趋势具有独特而又有力的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与依附理论

　　作为拉美的思想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marxist theory of dependency）随着历史发展逐步形成，同时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它以《资本论》为基础，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对外围欠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持续批判成为可能，具体就是对1950年和196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发展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它主张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改造，以保持社会主义光芒的活力，尽管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引致了对现实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破坏。

　　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倡导者包括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觝nio dos santos）、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和凡尼亚·班布拉（vania bambirra），他们均为巴西人。但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和学派发展的起源，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西班牙语文本，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难以获悉其中的全部内容。

　　这里必须指出，随着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政府出现，拉美经济体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尤为复杂。随着新成员的加入，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逐渐复苏和更新，对拉美发展的持续性提出了质疑，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实现人类发展潜力的局限性，而且指明拉美工人遭受过度剥削这一阻碍发展的不利条件。这是拉美背景下的特定主题，但在大多数时期被其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误读，其中主要是一些欧洲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殖民地，这个地区处于殖民统治长达四个多世纪，在19世纪初才基本上赢得独立。作为一个结构特征，过度剥削来自拉美的社会起源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拉美经济被宗主国榨取，从商品的性质、使用价值及其与大都市的关系都保留了由此而来的独具特质。在巴西，这种关系存在于巴西与葡萄牙之间，而其他国家则与西班牙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尽管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有其自己的烙印，但是强制劳动在殖民时期普遍存在。只有在取得独立并且通过工业化向发达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外国移民才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过量的情况依旧持续存在，保持劳动力低收入是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基础，劳动者的报酬只达到勉强维持生计的程度。因此，工业化进程只对劳动力市场及其自身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对有关的劳动力报酬则毫无作用。

　　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主体并未对所有这些问题予以系统的解答。但是，比起其他的诠释方法，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无疑更好地诠释了拉丁美洲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以巴西为例

　　巴西的殖民期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到1822年才取得独立。但这只是相对独立，在之后的帝国时期，葡萄牙贵族阶层代替国王掌握了政权。尽管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的独立起着重要作用，但社会和生产变革却非常有限。直到1888年废奴主义和1889年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巴西才开始向发达资本主义转变，这也是向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进行转变。此时，国家政体的构成是对葡萄牙国家机构的复制，也是建立公共机构的基础。而之前的统治模式同样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功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关注巴西的经济嵌入模式，甚至将其拓展到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拉美经济发展。目前的情形是，参与全球发展中的拉丁美洲，并未显示出足以改变嵌入方式的变化特征，总体来看仍保留着作为原材料和类工资品供给区域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关于过度剥削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把它们自己隐藏在那些被看作是变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背后。过度剥削及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专业化，将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导致积累过程受限。作为原材料和类工资品供给者的全球嵌入，限制了技术进步（相对剩余价值）条件下的积累动态过程，要求工资（绝对剩余价值）贬值，并对国内市场产生影响。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变，有助于理解通过新生产技术的引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剥削的增加不一定需要使用更多的工人的体力，这使得生产加速成为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重要的是新生产技术降低了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成本。但是，在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显示，通过每个经济体嵌入世界积累过程的特征，国民经济积累的规模已经首先确定。

　　在此，资本主义发展的角色作用是明确的。首当其冲的是国际不平等贸易，以通过技术合并获得超额利润的工业品进入竞争过程为表征，并出现由生产力进步和产量增加补偿的价格下降。当进行贸易时，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高于初级产品。

　　拉丁美洲的上述情况已经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在工人身上体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工人既是商品生产者，又是商品消费者。这些特征显现在不同的阶段：生产者在生产阶段自我丰富，消费者存在于资本循环中的消费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生产的快速扩张要求消费条件被执行，通过一种工人的消费合并模式，甚至在此之后，他们资本的产品被资本家消费，从而重新定义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成本。

　　与存在过度剥削的经济体相比较，发达国家不会采取同样的方式。积累的特征被重新定义。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不足以改变这些结构性决定条件。工业化导致的多样性，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市场的发展中发现了其边界，产生了新的类工资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循环——这是历史性嵌入的一种相互作用。

　　必要的结论

　　与理解拉丁美洲发展条件的动机相一致，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表明，在经济水平上，这一结构性决定条件将仅由重组国民经济的政治活动所改变，甚至被限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

　　为此，重要的是接受鲁伊·玛乌罗·马里尼提出的假设，即这些结构性决定条件往往倾向于再生产，被根植于经济水平上。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些决定条件被根置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中，至少体现在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两个重要的论域之中。

　　不言而喻，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理论资源和研究路径是：在过度剥削工人阶级条件下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我们认为，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依附模式，尚不具备成为经济发展中心的经济动力条件与潜力。这是我们致力于研究该区域民粹主义政府实施经济政策的原因。只有通过马克思的观察视角，我们才能对此进行持续的批判，这是必须肩负的责任。

　　（作者系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译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前导社会主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最先提出了有名的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发展的低级阶段，收入受劳动能力的限制，实行按劳（数量和质量）分配（这些特征虽未明确要求，但必然需要保留货币、价格和工资的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发展的高级阶段，劳动不再受限制，收入（等同于消费）实行按需分配。这两个阶段通常被分别称作“社会主义阶段”和“（完全的）共产主义阶段”。这个阶段性（建立在不同发展阶段基础之上的）概念，如今在大多数文献中都被从事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弱化，甚至被拒绝，尤其是那些在“西方”世界工作的人。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之际，我再次肯定并接受这种阶段分析法，并提出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论的模式，即前导社会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以及完全的共产主义。

　　前导社会主义阶段不应与始自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形态的政治过渡期相混淆。那种政治过渡本质上需要以强制和民主的方式，镇压前统治阶级及其依附阶层的权力——如果不是彻底消灭，至少也要将其边缘化，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可能。这种政治过渡留下的是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能力有限、觉悟有限的人民大众（工人阶级及其同盟阶层）。这就规定了在向成熟的社会主义过渡之前必须要有一个拖延期，才能逐步创建过渡的基础。

　　20世纪以来，主导后资本主义社会建设实践的两种前导社会主义形式，分别是传统的中央计划和最近实行的“市场社会主义”。

　　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特征，计划经济通常具有自上而下的官僚性质。不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改革，标志着对计划经济的超越，开始指向朝着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这种发展时期主要集中于1979—1986年间，但是斯大林体制的僵化扼杀了这个发展时期所内含的积极因素。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市场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最终是互不相容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矛盾统一体。用它来表征中国的经济制度，就是对列宁在1921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延续。列宁认为，对市场的开放是暂时性的，开放市场仅仅是一种妥协方式，这是因为当时极为缺乏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人力、政治和技术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史的中国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会延长建设实践的时间框架。所以，“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延长时间的折中方式，需要在代表社会主义发展导向的国营部门与市场化自发产生的私营部门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

　　遗憾的是，大多数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都局限于政府计划和“市场”之间单一维度的摆动关系上。这个问题就必然转化为如何保持平衡的两难问题，如同走钢丝。应该说，前导社会主义能够容纳这些不足的发展形式，在当前的大多数情形下，自上而下的计划可以同市场力量长期共存，直到阶段超越的条件得到满足。对于这种超越到成熟社会主义的过程，二者都能发挥作用，也都会有风险。然而，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议题，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却被广泛地同社会主义本身混淆在一起。

　　成熟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旨在用完整意义上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能够决定性地实现这种取代过程的时候，就进入到了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

　　这里，“多级民主迭代协调”（multilevel democratic iterative coordination，mdic）概念，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所谓“协调”，而非更具普遍意义的“计划”，是指持续、共同地探寻并实现错综复杂的人类活动——针对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设计、生产、运输、买卖、分配和消费各领域，做出正确的决定。“多级的”指的是这些系统活动的向心程度，所有活动围绕一个中心。基于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简单的两级mdic模式：中央政府和地方企业（地方上的工作团体）。“迭代”暗示着新型的协作（计划）活动是通过企业和中央两级实现的，这些活动最终将通过不同层级间的反复交易（迭代）逐步汇成一个统一体。“民主的”意味着必须保证全民参与重要的、合理的创新活动，并由此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目标，这其中包括参与权和自由辩论的权利保证。

　　中央需要做哪些工作？首先，需要汇集各企业的计划，使之统一为一个整体。其次，中央有责任制定价格构成方面的计划。所有交易都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价格，禁止企业间形成价格战，这个价格概念远远超出了任何自发产生的竞争机制（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达到的水平。再次，中央需要吸收同化企业的很多重要活动的外部效应。最后，中央需要实现资源计划的最优化，逐渐朝着最佳方向形成统一的规划。

　　企业需要做哪些工作？最重要的是从所有员工的能力和利益出发，建立自身的行动纲领。这些纲领体现了企业对于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程度的最佳评估，成为中央管理迭代过程的基础。企业是逐步提升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场所，即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地反转资本主义的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从属。

　　mdic模式的关键一点是，“集权化”和“非集权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原则——中央政府和地方企业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企业通过制定计划为中央提供必要的信息，中央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保证计划得以实施。这就是mdic核心经济，成熟社会主义的中心所在。

　　过渡

　　再回到前导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已经拥有了传统的尤其体现在农业和服务行业中的市场部门，能够管理（前迭代的）计划、致力于社会主义价值观服务的国营（政府）部门，以及提供技术和组织资源的对外贸易/投资部门，那么通过所谓的“改革”，仅仅引入合理的私有化来制约官僚主义和腐败，才能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吗？如下的政治方案应该具有启发性。

　　构想出一个由两院组成的代表机关（既有立法机关也有执法机构）——两院制政府（见左图）。图中的两院制议会不同于建立在不公正的阶级界限或协调不同社会主导力量的利益需要基础上的议会，全民会议是从全体成年人中选举产生，根据不同区域单位组建起来。核心经济委员会的成员只在核心企业——mdic体系的部分企业——员工中选举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国营企业并不一定都是核心企业，但私营企业都是独离于核心企业之外的。

　　两院制经常会导致不均衡现象，这是这个方案的新颖部分。核心企业的工人参与两次选举，而其他企业工人只有一次选举机会。同时，全民会议和核心经济委员会之间的区别也变得不明显，二者可以结合在一起。然而，在前导社会主义的长期阶段，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可能是决定性的，这决定于公民的觉悟和能力以及政治发展水平都未能达到一定水平，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济上完全的民主决策。

　　政府中的两院共同监管着规划机关，而规划机关在mdic模式的企业里处于中心位置。全民会议通过国防革命委员会专门控制私营部门。核心经济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同规划机关和核心企业的工作相似。社会经济管控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是使公民能够参与到mdic过程中而不是分散在各个工作场所，使股东能够参与到企业决策和企业绩效评估中。

　　由此，核心的（mdic）经济到底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其迭代过程又有多复杂？答案可能是：在初期并不会很大，也不会很复杂。首先，规划机关可能只能依靠缓冲库存，使消费者成为平衡计划的最后力量，以此来制定并公布企业的计划，依据以往经济实绩的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消除差异。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规划机关和企业都可能开始制定出优化方案。但是在初始阶段，只能根据以往取得的成绩来制定简单的计划和评级标准，这样才可以开展mdic。

　　需要注意，核心经济体在最初阶段不一定很大，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从数量和质量上逐步扩展。在前导社会主义早期阶段，人们可以实际看到民营经济活动的繁荣，那时mdic的模式刚刚建立，这看似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放弃”，实际上却是一个重要的孕育时期！（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私营市场存在给社会主义发展计划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不过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核心经济委员会在促进全社会积极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起到带头作用：对个人和企业的工作和计划实行的原则性评估，会产生原则性的收入差异，进而增强而不是抑制社会主义觉悟；在工作领域克服由来已久的技术层级化和权力层级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为消除这些差异打下了坚实基础；人类工作和生活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经历的发展；逐步消除消费领域外在的身份象征，使消费和劳动融入到人类活动当中，从而满足了人类需要，提高了生活质量。

　　自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开创以来，我们实现了多大程度的发展？为了他们的中心工作——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我们需要反思对于马克思，对于所有加入到为工人的受教育权、工人应获权利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辈和后辈们赋予我们的责任。构建社会主义，正是这项事业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值此纪念日应详细阐明的历史任务。

　　（作者系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译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