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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公路等大型国家工程项目的增多及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文物考古工作也大规模开展起来，丰富的考古成果不断出现，尤其是商周等早期文化遗存内青铜重器的接连出土，更是让公众眼前一亮，并逐渐对文物考古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也实现了考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为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功用，让公众有机会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近年来，笔者曾多次参加为配合大型国家工程项目建设而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在早期文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多为墓葬、房屋基址、道路、灰坑等，其中清代文化遗存比较常见的还有窑址。对于这些晚期遗存的处理，考古界长期存在着清理与不清理两种态度，这涉及两个问题：清代考古是否应该列入考古学范围，明代考古是否值得重视。
一直以来，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与近代史、现代史无关。因此，考古学权威工具书中，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下限被定在了明朝灭亡的1644年。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其横向的研究范围已从人类社会不断扩大到人类发展的整个历程，因此，出现了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天文考古、民族考古、水下考古等学科分支；但其纵向的年代范围却尚未有所突破。这种情况下，在发掘过程中把清代文化遗存像近代地层一样挖掉也并不为过，所以鲜见清代的考古发现成果。
明代虽在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内，但其被重视的程度却非常有限。其一，各类考古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明代考古成果的文章较少见到；其二，尽管各类考古发掘报告成果丰富，但涉及明代文化遗存的章节不多见；其三，在各种重大考古类评选中鲜见有明代的考古发现。在本世纪初评选出的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中仅有一项——北京明代十三陵的定陵，并且位列最后一名。笔者认为，造成目前明代考古成果数量明显较少的原因并不是发现少，而是人为的忽视。考古学界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明代，即便有，也大多附着于宋元研究。在大学考古专业的教材中明代部分也明显不够分量。这就造成了学术思想上的不重视和考古发现的不重视。
另外，明清考古不受重视，很大程度上与明清文献记载比较丰富有关。对于研究明清的史学家来说，更不像先秦史学家那样依赖考古发现。但是尽管文字资料很多，却并不能全面、立体地展现社会，还需要大量的考古发现去印证、补充和展现文献，也需要运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方法去做研究，才更具有科学性。以最普遍的葬俗为例，“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葬俗，但是文献记载不太可能全部涉及，就会给研究葬俗的人造成信息的缺失或误导，需要考古发现去弥补。另一方面，大多数公众往往更喜欢通过直观的考古成果而不是枯燥艰深的文献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恐怕这也是近些年来考古风靡社会的重要原因。
笔者结合在考古工作中的实例来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在配合某建设工程的文物勘探中，我们曾发现了一个清代末年的村落遗址。考古队决定选择其中一处房址进行试掘。经发掘，此房屋乃土木结构，屋顶的木梁架结构零乱地坍塌在地面上，屋内清理出桌、椅、床等漆木器，碗、杯等瓷器，罐、灯盏、盆等陶器，纺锭、铲等铁器，以及铜锁、铜钱等文物，甚至还有一箩筐的面粉，清理出的遗物俨然是一套居家生活的必需品。根据出土瓷器上“大清道光年制”的款识并结合地层关系推断，该处遗址毁于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泛滥之际，从出土遗物情况来看，洪水来之前居民来不及收拾这些生活用品便匆匆逃亡。洪水过后的古村落遗址虽不能与火山后的古罗马庞贝古城相媲美，但也有些许异曲同工之妙，它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清代道光年间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不仅给研究清代的史学家提供了实物依据，又让公众直观地感受到清代晚期普通人家的生产作息、居家生活，了解到一些清代晚期的生产力水平状况。
作为考古工作者，一直以来我们对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都予以认真对待，尽可能地按照发掘要求进行抢救性发掘，也想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在勘探北宋东京城皇宫的同时，曾对叠压在北宋皇宫之上的明代周王府遗址进行过发掘，使明周王府遗址得以局部揭露。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搁浅。直至今日，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决定开始整理当年的发掘资料并编写发掘报告，来填充明代藩王城址的考古资料。
如今，考古学已经脱离历史学而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更加成熟，考古学支系逐渐完善，重视明代考古、将考古学年代范围向下延伸使“清代考古”“合法化”，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是学术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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