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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
“马克思或许是早期现代性———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莱昂,第41页)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逻辑基础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理性主义转变到人本主义,再转变到异化劳动和“粗糙的物质生产”,最后转变到科学实践观的过程。
一
马克思在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后,其思想最初深受康德、费希特哲学的影响。在建构法哲学体系失败后,为了解决应有和现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1837年转向了黑格尔哲学,接受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思想。黑格尔认为,理性是现实世界的本质,“除了理性之外更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力量”(黑格尔,第294页),而自由则是理性的本质和追求的目标。
在博士论文时期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现代性思想出发,更多的是寻求、赞美现代性,而不是批判现代性。他强调,“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8页),希望按照理性的原则塑造一个现代世界,反对非理性的宗教,建构包括哲学、法律在内的现代的意识形态,在理性的基础上把德国建立为现代国家,批判束缚理性自由发展的德国封建制度。
在这一时期运用黑格尔理性主义剖析现实的时候,马克思遇到了市民社会中特殊的物质利益与作为普遍理性象征的法律的矛盾。马克思坚持认为理性是事物的本质,世界应该体现理性的原则,应该鄙视物质利益,使利益服从法律。然而,最终却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马克思对此迷惑不解。
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对困惑自己的物质利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发现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缺陷,逐渐重新设定了其批判现代性的逻辑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发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这一现代性矛盾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国家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所获得的共同体形象是虚假的。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的本质不应该在理性中寻找,而应该在作为国家基础的市民社会中寻找。但马克思并没有放弃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他仍然认为国家是自由的最高定在,是理性的实现,国家的本质不应该表现为各等级之间利益的冲突,这种原子式的冲突是非理性的。马克思强调,黑格尔不应该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的本质,把普鲁士制度视为理性的实现,陷入理性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启发,马克思认识到,理性与现实的矛盾只能说明理性并不是世界的本质,现实才是客观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现实,而不是在国家的理念中取消矛盾。现实世界是人的世界,因此必须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这一人本主义原则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理性出发来解释事物。从人本主义这一新的逻辑基础出发,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性的局限性。
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是未完成的,其机体本身存在缺陷,它表面上鼓吹政治生活是自由、平等、人权的保证,但政治生活一旦与自由、平等、人权发生冲突,自由、平等、人权就必定被抛弃,以至于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立足于人本学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强调:“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同上,第8页);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上,第11页);不仅要摆脱宗教的束缚,而且要彻底废除私有制,而不能停留于理论的批判。
大体上说,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以人本学的理想人性为立足点,发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市民社会本身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揭示了现代性的局限和核心矛盾。马克思这时虽然更多地从法律关系角度来看待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仍停留于对“副本”的批判,但他找到了“市民社会”、“工业”这一把握现代性矛盾的钥匙,并试图从社会关系来分析现代国家的局限性,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向历史唯物主义和超越费尔巴哈的道路。而且,对工业问题的分析使马克思意识到,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才是现代性矛盾的核心;要探寻市民社会的秘密不仅要转向现实,还要把握现实的基础,“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二
在1844年的巴黎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逻辑基础又发生了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性的种种矛盾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暂时性。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人在劳动中应该肯定自己、得到幸福,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的异化,最终导致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价值理性式微,人被沦为财富、金钱的奴隶。根据异化劳动这一观念(而不是现实本身)的矛盾运动的逻辑,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现代性的矛盾性才能得到解决,异化现象才能消除。
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在解释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方面,“异化劳动”比“理性”和“人性”无疑更有说服力,而且隐含着后来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双重维度,使历史的动力、秘密在透过一层唯心主义的薄纱后隐约可见。但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也存在两大缺陷:一方面,把自由自觉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隐含着对抽象的类本质的一种预设,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的本质的复归也隐含着黑格尔神秘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的原因归结为异化劳动,然后又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结果,在逻辑上陷入循环论证,并没有真正解释私有制产生、灭亡的原因。这些逻辑上的缺陷需要马克思重新思考批判现代性理论的逻辑基础。
在此后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终于戳破唯心主义的最后一层薄纱,以“粗糙的物质生产”代替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并把它确定为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新的逻辑基础。他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绝对精神、理性、思想之中,而在“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只有认识清楚“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0-351页),才能真正地认清历史。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
“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同上,第312页)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进一步指明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即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的根源,只能从市民社会的矛盾中去寻找。
总的来说,《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坚持从人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说明历史之谜的初步尝试。虽然马克思的许多表述都和后来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接近,看到了“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但还没有完全形成唯物史观:他并没有彻底解剖市民社会,具体分析物质生产的矛盾运动,这就使得他不能从根本上揭示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另外,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在一些问题的阐述上仍然诉诸于“人性”,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是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同上,第261、334页)
三
对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弊端的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以及对现实社会矛盾根源的进一步追问,使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以后重新确立了批判现代性的前提,这就是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唯物史观,以及在资本这一核心范畴上建构起来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是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标志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成熟。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彻底变革的重要分水岭。在这个纲领性文本中,马克思建立了从科学实践观考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科学路径,从而解构了抽象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原则,与唯心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上,第501页)这实际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后者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本质”其实仍是在继承启蒙运动的精神,倡导一种抽象的、大写的人,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现实社会的矛盾是实践发展的产物,只有从实践(而不是理性或人性)出发才能解释世界;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改造世界,从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彻底清算和摆脱德国启蒙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标志,也是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通过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开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揭示了历史发展之谜,揭示了现代性的发展动力。他指出:“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是理性、绝对精神,也不是人性,而是大工业。正是在大工业的推动下,资本主义才开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时代,才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并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战斗纲领。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出发,把现代性置于历史的维度中,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性,也深刻揭示了它的局限,对其病症作了犀利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高度地赞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在它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7页)。在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实现的自由、平等、民主具有局限性的同时,马克思还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强调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分析人们熟视无睹的商品入手,抓住了“资本”范畴这一核心,创建了剩余价值学说,并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是现代性出现病症的根本原因。他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一种“普照的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32页);“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8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的逻辑,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打上了资本的烙印。正因为在资本逻辑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刻揭示,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根据对现代性扩张所导致的矛盾普遍性的分析,马克思还强调了现代性的规律问题,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同上,第8页)。
此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哥达纲领,进一步描绘了废除资本逻辑的另类现代性的共产主义的图景,明确强调自由、民主、平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具有本质的区别。
总之,对现实社会的本质、矛盾及其根源的不断思考,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逻辑基础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粗糙的物质生产到科学实践观的演变过程。与此同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个从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既肯定又否定的变化过程。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出发,马克思更多的是肯定现代性、向往现代性;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以及从异化劳动和粗糙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现代性的异化;而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马克思则既肯定现代性的积极成就,又揭露其病症。另外,也可以发现,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马克思对现代性主要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切入,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围绕国家、法、社会意识、宗教来支持或批判现代性,而且无论是支持还是批判现代性,都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而科学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形成之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发生了转折,从副本转向正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参考文献
黑格尔, 1983年:《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莱昂, 2004年:《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5年、200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2009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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