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既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创新型国家的前提。然而,长期以来,这种理论上的认识与表述并没有在我国转化成实践中的政策与行动。个中原因既有学术界自身的失范,也有管理者认识上的误区。本文从学理与现实的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起与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
【作者简介】:谷贤林(1965-),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学创新力评价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号: 06jzd0038.
【文章来源】《学术界》2010、5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世平的研究型大学。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起与一流大学和高世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
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客观必要性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之所以赋予大学这样的权力主要是因为:
第一,大学是一个生产与发现知识的机构,知识的发现和生产是一种探索未知、充满不确定性的思维活动。较少的控制有利于思维处在活跃的状态,能够产生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没有一流的、创造力旺盛的大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国。
第二,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并不是因为大学对一些问题的关注、揭示与阐述,也不是由学者的观点决定和左右的。它是社会进步、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权力意识增强,不同群体和集团对自身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在遇到社会问题时,如果给予大学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允许不同的观点、声音的存在,不仅不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相反可以有效地克服认识上的局限性,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作出科学理性的决策,避免因人为因素而引发的折腾。
第三,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理想形态是:政府做得好,大学给以支持,并通过大学的传播辐射功能,让政府的意愿与决策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乘积效应;政府有瑕疵,大学给予适宜、善意的提醒和批评。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作为社会智囊团与思想库的作用,也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要形成这种互动效应,需要政府给予大学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如果政府不有意地为大学营造这种氛围,对于有些明知道不可为、不能为的政策举措,出于利害考虑,学者们也会选择缄默。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
第四,当前,一些偏狭、激进的观点和“愤青”现象已经对我国解决社会问题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长期以来,缺少不同的声音而使普通公众在遇到问题时,丧失了比对、辨别能力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这使一些观点、话题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发酵。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如何使社会更加理性化,而非情绪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理性堡垒和思想灯塔的大学能够为社会提供多少有见地、有水平的理论、观点和策略;能够培养出多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点看问题,而不像盲人摸象中的盲人那样,把局部认识固执地看成是全部的社会精英和民众。因此,正像“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一样,对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问题,不能简单地从社会形态出发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全面地从它在大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来考量。
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现实困境
尽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被视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和理想形态,但是,在我国能否建立起与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建设需要相适应、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既考验管理者的智慧,也考验学者的修养。它需要政府与大学、管理者与学者共同努力。如果过分地强调或夸大其中任何一方的责任与担当,不仅有可能遮蔽我国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实际情况,也无益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虽然受制于政府,但也离不开学者的自律。它要求握有文化资本的学者,对于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不能以一种“真理在握”的权威心态随意评说;也不能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目的,以知识英雄为己任,对学术和社会问题不加节制地发表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既有违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本义,事实上也侵害了建立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制度的学术基础,甚至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也因为如此,对于学者的行为,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不仅通过制定管理制度来加以限定和约束,也借助于学术规范让学者自律。要求学者们做到: (1)不能故意违背学术诚信的准则,剽窃或有意不正当地使用他人的成果、篡改或伪造数据; (2)在履行作为一个教师的职责时,不准基于政治、民族、宗教和性别的原因歧视他人; (3)不能在教学中不断地引入大量与课程无关的材料; (4)不能任意地否定学生的受指导权; (5)不能采用武断的标准评价学生的学业; (6)不准利用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地位或权力强迫学生在判断与认识上与自己一致;或由于专断及其他个人的原因使学生受到伤害; (7)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尤其是在这种冲突牵涉到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时,教师必须将自己与自己履行的专业职责区分开; (8)不准无故不履行学校支持或授权的工作; (9)不准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学校的资源和设备广泛地用于赢利、政治和宗教活动; (10)不准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学校的观点或是自己所在部门的观点; (11)作为全职雇员,在受聘期内不准利用正常工作时间在校外兼职等。〔1〕在我国,不仅大学缺少这些规范,一些学者也缺乏把这些规范转化成行动的自觉。
第二,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制度的实现离不开学术宽容。在西方一流大学,经常有不同学术立场、意见相左的学者就同一问题在相同的场合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帮助学生和社会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培养对反对者观点的尊重与理解,并在反对声音中获得克服自身认识盲区的资源;然而,在我国的大学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待与自己不同,或者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学术见解,往往缺乏宽容,相互间的交流、尊重、理解和学习非常困难,这不仅妨碍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也影响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制度的建立。而且,在实践中,这也制约了我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试想,“一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她的知识界,如果在本国没有持续的辩论空间,没有充分的训练和准备,怎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作理性论战?”〔2〕而这种能力在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不仅是我们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商业精英不可或缺的,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在国际事务中,长期用一种表达方式说话,用一个套路阐释所有的问题,以一种固定的形象示人,不仅弱化了国家丰满、鲜活的形象而影响其吸引力,也使一个国家所表达的观念与立场显得单薄、脆弱,而易受到攻击。
第三,在20世纪上半叶,虽然我国建立起了现代大学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重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仅是回归历史。首先, 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困,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角力为我国大学提供了与中世纪大学产生时一样的获得自治的条件;其次, 20世纪初,我国的大学仅有20年左右的历史,它们基本上还是一块“白板”。那时,社会对大学、大学的功能也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校长和学者移植现代西方大学制度既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也不会遇到太大的外部阻力。因此,今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虽然可以以史为鉴,但是并不能简单地以历史作类比或照搬历史。
第四,虽然我国高等学校普遍采用的是美式的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而不是德式的讲座制,但是,我国高校并没有承袭美国大学的学术民主精神。美国抛弃德国大学的讲座制,建立学系制度既是为了给不同的学科创造平等的发展条件,同时也是为了给同一学科内的教师,不管是资深的教师还是年轻的教师以同等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在我国高等学校内,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出于自身的利益,不仅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制造出了不平等,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学院内,为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教授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在以学科的成熟度为标准强化自己所在学科的重要性和优势地位,并以此来左右所在学院的学科发展与开拓规划。大学是教会人思考的地方,然而,对于马寅初们和袁隆平们到底哪个更高?用一个学科的标准来框定所有的学科会形成什么样的学术发展生态环境?对于这些不言自明的问题,在利益面前我国学者却集体患上了思考贫乏症。另外,我国虽然在学识上缺乏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在大学里却不缺少世界一流的唯我独尊者。这些或显或潜的等级制度不仅削弱了学者的独立性、创造性,瓦解了学者间的有效合作,也违背了“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多中心秩序需要尊重对真理的追求、向往正义及在其相互关系中维持相互尊重和互惠的规范”,〔3〕并最终影响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制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
除上述这些因素外,当前影响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在认识上,虽然我国存在着大学目标与国家目标相一致的观念,但也存在着让大学自治、允许学者学术自由,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发展,反而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安定的想法,而且,在这两种认识之间还没有形成适度的张力。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科研创新与一流大学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要求我们给予学者在学术上的自由;而基于现实的担忧———如果给予学术自由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又让管理者不敢遵从这一原则。而事实的吊诡之处却在于,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没有一次大的社会危机真正是由大学引起的。
最后,引述学者米歇尔.罗斯金的话以结束全文,他说:“很少有国家能够幸运地每次只遇到一个困境或危机,并有足够的时间等待下一次困境或危机的到来。这种情况会让一个国家在每次战胜一个新的危机之后,它的政党、行政部门以及诸如此类的制度都变得更加强大。”〔4〕对中国来说,当前尤其如此。
注释:
〔1〕谷贤林:《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力的平衡与制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2〕丁学良:《美国怎样形成“话语霸权”》,《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
〔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第240页。
〔4〕米歇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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