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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一所大学的质量时，国际化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中，外籍教师和留学生的数量一直被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在招生宣传中，国际化也始终是各大学突出强调的重点。中外联合办学、联合培养、双语教学、国际实验班、交换学生项目，等等，形形色色的涉“外”项目成为各高校吸引学生报考的重要砝码。近年来香港地区的大学之所以备受内地学生青睐，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因为和内地大学相比，香港地区的大学更为“国际化”一些——事实上，它们就是这样宣传的。的确，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所大学里要是没有一些洋面孔和英文课，简直就不能被视为是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正因为此，许多大学都将国际化视为办学和人才培养的战略目标，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对于教育国际化的真正含义，我们还需要考量和深思。
我国教育国际化流于狭隘和片面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教育国际化？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一所大学为国际化的大学？是指在校园里存在着一些来自欧美的洋面孔吗？在许多人的意识里，来自亚非拉的面孔似乎还不能算作国际化的体现，也不能被视为国际竞争力的体现；是指课程表里增加了一些双语教学——实际上是英语教学——的课程吗？许多大学现在都将双语教学视为国际化建设成就的重要体现；是指扩大交换学生的规模吗？许多大学都以能够为学生提供海外交流项目来吸引学生的眼球，有些大学甚至宣称将为所有学生提供一次在校期间出境交流的机会——当然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至少也是香港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说的是“出境”而不是“出国”的原因；是指和国外大学建立起合作交流关系吗？是指每年邀请国外大学教授来校发表演讲吗？甚至，是指“走出去”，到国外去开办分校吗？等等。你很难说上述这些方面不是国际化的体现，但如果说国际化就是指这些内容，似乎也难以令人信服，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紧随其后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学要实施国际化战略？最简单的回答当然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大学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封闭发展，必须要“请进来，走出去”。但这种不言自明的“必要性”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国际化教育可以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使他们能够通晓国际规则，未来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也就是说，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满足来自本国、本土化的要求，而且要适应国际间产业分工、贸易互补等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势需要。这可能是大多数人比较认同的一个回答。当然，还有一些大学推行国际化纯粹是为了装点门面，增加对学生的吸引力。比如，有些大学宣称和美国某所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项目，可以为学生提供出国交流的机会，但实际上只需要美方同意可以在招生宣传中使用其校名即可。说的更直接一点，他们之间可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教育合作，唯一需要做的是就如何分钱达成协议。
仔细分析上述现象，不难看出，目前我们所理解的国际化可能是狭隘和片面的。当我们在谈到国际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指的是西方化、美国化、欧洲化和英语化；我们所热衷于推行的国际合作交流培养项目，往往下意识地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大学；我们培养学生具有的国际视野，往往指的是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视野；我们教给学生掌握的国际通则，往往指的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的那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惯例；我们认为一个学生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往往指的是其在大型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和国际组织中的竞争力，往往意味着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谙熟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各种习惯，懂得怎么样和他们打交道，能够完全无障碍地处理和他们之间的各种事务。
自鸦片战争以降的一百七十多年里，除了短暂的封闭阶段外，我们在文化心理上对西方一直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即使在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很多中国人仍然对美国和欧洲充满了神秘和向往，“出国”在许多普通中国人社群中仍然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行为。我们对国际化的上述理解实际上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在教育领域的另一种体现而已。
国际化不能只是瞄准美国和欧洲
但国际并不等同于美国和欧洲。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除了美国和欧洲之外，还有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问题是目前在我们的本科教育中，学生的眼睛里可能只有美国和欧洲，甚至只有美国。俄罗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印度的竞争力在哪里？日本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巴西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中东和阿拉伯呢？关于这些问题，除了少数专业领域的研究生之外，据我的不完全的观察，许多本科生对此要么知之甚少，要么所知为误，甚至一无所知。至于像越南、菲律宾和缅甸这些国家，我们的学生可能从来想都没有想到过要去了解和它们有关的知识。但问题在于，它们可能就是未来二三十年内要和你直接发生密切联系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也许现在的我们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虽然连饭都吃不饱，却仍然在和他人充满激情地辩论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在现在的学生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们和你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我们可以不去想这些问题，但不等于别人也没有在想。我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访学期间，旁听了一门博士生的高级研修课。上课的形式是通常的小组报告加讨论，并无特别之处。吸引我的是小组报告的内容。有一个小组的三名学生刚从印度调研归来。在那里，他们用了大约三周的时间，详细考察了印度当地治疗儿童唇裂的情况，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实际上，这只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工作。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他们本身就来自好几个国家和地区——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有的去巴西，有的去阿拉伯地区，也有的去中国。主持课程的教授告诉我，mit的教育是要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理解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事情。国际化的目的是要给学生提供机会，帮助他们了解那些和你不同面孔、不同肤色、不同服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俗和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真实想法以及与你之间的文化差异。
实际上，不仅mit是这样，几乎所有的美国顶尖大学都极为重视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和教学。他们认为，文化差异对于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巨大，它会导致对同一件事情的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芝加哥大学在某一堂课中讨论了美国在东亚的政策问题。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对于同样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态度会完全相反？在二战中遭受侵略的中国、韩国等国家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的参拜，因为在靖国神社中供奉了许多二战中的甲级战犯，参拜意味着日本政府企图否认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继而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但在日本人——而且是日本民众——看来，不管一个人生前做过多少十恶不赦的事情，死了之后都应当受到祭拜，以免成为孤魂野鬼，这和对于战争的态度无关。所以很多日本人一方面承认二战的侵略历史，另一方面又在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韩两国对于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如此敏感，而中韩两国也无法理解日本人看起来如此相互矛盾的行为以及日本政府官员执意要参拜靖国神社居然还能得到民意的支持。这就是无法沟通、理解和认同的文化差异。为什么美国人对朝鲜非常头疼？因为信息封锁，它对这个国家几乎不了解，不清楚朝鲜人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也就难以判断朝鲜的下一步动向。
国际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世界的清晰把握
研究文化差异是美国本科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哈佛、耶鲁、芝加哥、哥伦比亚等顶尖大学的核心课程中，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课程占据了很大分量。这些小型的讨论课通过阅读文献和讨论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现状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并预测和判断它们的未来走向——学校还会提供多种机会，帮助学生进行实地体验。因此，和我们的国际化走向恰好相反，美国学生喜欢去的大多数是那些他们不了解和感到神秘的地方。这是美国本科教育的目的。美国顶尖大学认为，他们所培养的学生未来会成为美国和全球的领导者。他们必须要对美国之外的世界有清晰准确的把握，才能有效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如果学生能够在本科阶段就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了各种各样令他们感兴趣的文化差异，这样，当他们未来可能和这些国家的人发生联系和接触的时候，就会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增加成功的几率。也就是说，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和关注不应当仅仅只是少数专业研究人员的工作，而应当是美国顶尖大学本科生必须具备的国际视野和基本素质，是通识教育而非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学术界对此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其实最初是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作的调查分析报告，但却成为二战后美国学生了解日本的经典著作。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退休之后倾十年之力写作《邓小平时代》的直接原因，也只不过是“帮助美国人了解在亚洲发生的关键性发展——中国”而已。实际上，美国全部汉学家的工作都是为了帮助美国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顶尖大学的国际化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既不搞花架子，也不装点门面，必须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产生实际效果。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常常自认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视的国家。的确，美国重视中国，但不要以为美国只重视中国。在亚洲，它极为重视的另一个国家是印度。2014年3月，芝加哥大学印度中心在德里成立。而谷歌、苹果、微软等美国大公司早就在印度设立了大型研发中心。美国大学生去印度的也很多。相比之下，对于那些未来几乎肯定要和印度人打交道的现在的中国本科生而言，你对这个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的近邻又了解多少呢？你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你懂得他们的宗教、文化和习俗吗？你能够准确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吗？
不仅仅是印度，另外一个我们已经很陌生的国家是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习俄语的学生越来越少，原本数量有限的学生在毕业后也纷纷改行做了其他工作。当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俄罗斯的形象却在中国青年一代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免二三十年后我们可能不得不为今天的短视而付出代价。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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